奎因:我认为不妨碍。翻译的不确定性并不妨碍翻译:它允许好的和坏的翻译存在。它更多的是一个数据问题,有了这些数据就可以知道翻译的好坏。它为检验提供了一个外部的行为标准。
这里有这样一种情况:你有两本翻译手册都非常好,这样说的根据是,在与土著人的正常交流中,它们都通过了经验的检验,它们能使对话顺利、谈判成功,从而使你或者找到了前进的方向,或者用一些玻璃珠子换取了无价之宝,或者得到了你想得到的任何东西。这些就是对翻译手册的检验。
如果你有两本相互独立的手册,全都通过了这种检验,然后你尝试着使它们相互吻合。假设产生了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把这两本手册中的一本用于翻译某个文本,得到了完美流畅的译文,如果你使用另一本手册,也是如此;但如果你在翻译同一个文本时交替使用这两本手册,就会得出前后不一致的译文。这就是我所说的翻译的不确定性。我的猜想是,(这种情况)预料发生在我们进行理论对话的时候,但它不是那种进入科学交流时出现的情况;这两本翻译手册在经验的层面上是完全成功的。在这种情况下,规范的做法是:坚持使用同一个手册。
但翻译在科学中不是永远可行的。例如,今天的物理学家谈论中微子,并且说“中微子是一种缺乏静止质量的粒子”。这句话肯定不能翻译成英语,原因是没有“中微子”这个词的译文,连一个长的解释都没有,因为“中微子”根本没有被定义过。任何粒子,甚至包括电子,都从来没有在定义的严格的逻辑意义上被定义过,甚至连与罗素的单称描述定义相匹配的语境性定义都没有。没有任何单词或短语能够代替“中微子”或“电子”,不论就单词本身而言还是就语境而言都是如此。但这种情况不是障碍,人们使用这个词没有问题,甚至上面提到的土著人也能使用这个词,只要有确定的解释作为基础就行,是解释,不是翻译。
哈佛哲学评论:用你的观点解释主体间的交流是以能够很易观察到的事件为基的。但当我们在理论概念或哲学思想的层面对“手册”进行检验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也许这些手册会发生矛盾,因此,他们不一定能使人们看到成功翻译的证据。如果在交流者中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概念图式,这个问题就更尖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呢?
奎因: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在理论上,两个不同的翻译者可以给同一群人提供不同的概念图式。我把这种情况视为丰富而不是贫乏。这有助于这样一个观点的提出:概念图式几乎完全是人的创造,然而却是为了符合中性的输入而进行的创造。理论比起中性的输入具有压倒性的强度和广度,你肯定预期中性输入是松散的,但正是它使我相信了不确定性这个论题。
我们想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对土著人的形而上学有两个说明,二者并不十分相似。那么发现它们同等地忠实可靠就是一个可以引以为戒的经历。现在,有待进行交流的客观和科学的内容,通过我们对理论维度的正确认识,反而会更好地得到交流。
哈佛哲学评论:如果哲学家对这种状态感到恼怒,并且为这种形而上学的松散寻求形而上学的解释会有结果吗?
奎因:我认为不会。科学的不同之处就是要接受观察的检验。一切能够符合这种检验的都是可以接受的。正如卡尔·波普尔爵士(Sir Karl Popper)指出的那样,人们总是试图打破自己的理论,因此就设计出那种希望最小的实验,以便有可能把理论置于实验的检验之下。这种情况标志着负责任的科学与想象之间的区别,通过这一切,科学就保持着无可争议的地位。
03 边界的消弭
哈佛哲学评论:在摧毁20世纪30年代的逻辑实证主义方面,你的哲学起到了关键作用,你是否对往日的哲学乐观主义有怀旧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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