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语义观中的一些捍卫者保留了这一重构课题的重要方面,将元数学构件从谓词逻辑转移到集合论。语义观的另一些捍卫者则坚持认为,科学理论的结构完全是数学性的。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停留在数学层面,而不是向上(或向下)移动一个层级,进入数学的基础领域。语义学观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科学中实际使用的是哪些数学模型?”
由于无法展开详述,我此处仅简要澄清一个事实,根据Sebastian Lutz(2012)On a Straw Man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 Defense of the Received View 等文献,一些句法观的反对者将句法观描述成“仅使用逻辑语言(根据Frederick Suppe,句法观只使用一阶谓词逻辑)来对科学语言进行重构”,这是不对的,明显是对前人工作缺乏足够了解。至少在Carnap的术语中,“逻辑”是一个包含范围很广的概念。他的大部分用于构建科学语言的逻辑系统都包含了类型论公理在内,因此包含了大部分的数学语言。比如《语言的逻辑句法》中的“语言II(Sprache II)”以及后来的应用逻辑学教材Einführung in die symbolische Logik 中的“Sprache C”等等都是如此。
Carnap为何不满足于数学模型对科学理论的刻画,而要选用类型论对科学语言进行重构?在我的理解中,他在《世界的逻辑构造》这本书第16节中的表述应该算是注明了这个问题的原因。在Carnap看来“一切科学命题都可以转换成结构命题”,而罗素的类型论语言则是刻画关系与结构最好的形式语言。我猜虽然所采用的具体方法不同,语义观中的结构主义者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采用了集合论语言。另外一个理由应该就是区分科学语言中“纯粹数学的部分以及约定的部分”以及“经验的部分”,这在Carnap后期对科学理论的重构工作中被看作是最重要的。
最后,我认为整理前人对科学语言的公理化的成果,找寻其中方法上的异同以及评述它们是很重要的,且绝非易事。当然对于这些问题的关心也不是完全出于哲学史的兴趣,对开创新的基于公理化的构造方案,了解科学理论的结构也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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