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解构 (3-2)

德里达认为，西方哲学几千年的努力就在于寻找“唯一的语言”，就在于建构“通天塔”，就在于用“在场”、“逻各斯”、“本质”、“超验能指”来照亮思想的世界，而这就是“光的暴力”、“形而上学的暴力”。

“解构”就是要和“唯一的词语”抗争，这就体现在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抗争之中，体现在对表音文字以及整个语音书写的置疑之中。

与这些抗争与置疑相伴，是德里达对于“书”的模式、“书”的历史模式，即对于某种以圣经或者百科全书形式表现出来的自我封闭之整体的怀疑。

与“唯一的词语”抗争，就意味着“解构”是一种呼唤“他者”、追寻“他者”、倾听“他者语言”以及“回答他者呼唤”的姿态。置疑“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就意味着通过书写，即“延异”和“散播”，同一切以形而上学、辩证法和存在论为象征的封闭体系决裂。

为了思想之故，必须将“一种语言以上”即语言的异质性解放出来。

因此，“解构”就是主动地成为“既成”（ready made）信仰的反题。

而只要人们接受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及其基本概念，这些“既成”信仰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这些信仰包括：

1）哲学和文学以及文学文类之间判然有别；

2）真实与虚构属于不同的世界；

3）记述的言语与践行的言语有根本的差别；

4）一切文本和一切言语都有意义，哲学家和批评家都必须追寻这些意义。

德里达认为，这些传统的信仰最后都归结为“唯一的语言”，一套整体封闭的“独一无二”的词汇；而追寻“唯一的语言”的探索，则是西方哲学作了三千年的“还乡梦”：追求破译，梦想破译某种逃脱了游戏和符号秩序的真理或者源头。

与这种梦想相反，“解构”则希望远离真理与源头，以游戏的方式超越人、人文主义、人的存在、形而上学和存在神学的历史，使历史的世界和意义的世界向差异、向他者敞开。

首先，“解构”是以最忠实和最内在的方式去思考哲学概念的结构和谱系，从哲学概念的无法命名和无法定性的外部，去确定被历史遮蔽的“他者”的声音，被压制的“启示”腔调。

倾听和回应“他者”，接纳和领悟“启示”，这就是“解构”的责任，“解构的伦理”，“解构的宗教”。

其次，要真正倾听和回应“他者”，就必须同时说几种语言，或者同时写作多个文本，甚至进行“修辞总动员”，以隐喻、象征、双关、戏仿、异文以及新造词语等游而戏之的方式运用语言，来逃避“唯一语言”的暴力，走出一种文化的囚笼。

最后，要真正避免“唯一语言”的暴力，就必须彻底地“避免以言行事”。

“解构”对于语言的这种不信任的姿态，直接地体现在“无始无终”的书写之中。

“书写”，就是从语言之中解放出被言语压制的文字及其生命力，任其超越文体、法则、风格以及规范而自我散播。

德里达自己写作的《丧钟》，就是这种同时运用几种语言同时生产几个文本的“无始无终”的书写；在这里，作为“逻各斯中心主义”之总体象征的黑格尔以及作为感性造反之标本的热奈（Genet）同时被戏仿，决裂了西方传统哲学确立的可理解性界限。

比利时裔的美国批评家保罗·德曼（Paul de Man）说，“解构”是一个事实。因为“修辞”总在破坏“逻辑”，“不可阅读性”恰恰就是文本存在的合法理由，所以，一切文本在阅读之前就自动“解构”了。

德曼青年时代为纳粹报纸撰稿的劣迹被公布于世之时，人们将海德格尔、德曼以及德里达一并予以谴责，断定“解构”的游戏姿态居心叵测，其中隐含着“非道德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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