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斯金纳对内在的解释性引用的厌恶并不是对内在心理状态或过程本身的厌恶。他乐意承认私人感觉等事物的存在。
斯金纳赞成谈论内心事件,但前提是他们的内心活动被视为与公共行为或公开反应相同的方式。他声称,充分的行为科学必须将发生在生物体皮肤内的事件描述为行为本身的一部分。
“就我而言,”他在1984年发表于《行为与脑科学》(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的一期特刊中写道,“无论我们检查公共刺激时发生了什么,在各个方面都与我们反省私人刺激时发生了什么相似。”
6. 斯金纳的社会世界观
斯金纳是行为主义有史以来,唯一一位根据行为主义承诺而提出社会政治世界观的重要人物。
斯金纳在《 瓦尔登湖第二》(Walden Two)中构建了一个理论叙事图景,描述了行为主义原则下的理想人类社会是什么样的。
斯金纳的社会世界观说明了他对自由意志、小人儿和二元论的厌恶,以及他声称一个人的环境互动历史控制着行为的积极理由。
斯金纳会故意抗拒人类行为的一种可能,即人们能自由地或创造性地创造自己的环境。斯金纳抗议道:“在人类行为的实验分析中,应该把分配给自由自主的人的功能剥离开,并将这些功能逐一转移到控制环境中。”
批评者对斯金纳的社会图景提出了几点反对意见。其中最有说服力也是最常见的意见之一,是针对斯金纳理想人类社会愿景的描述的意见:
什么是人类最好的社会生存方式?
这是哲学家卡斯尔(Castle)向《瓦尔登湖第二》故事中“创始人”弗雷泽提出的一个问题。弗雷泽和斯金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过于笼统而残缺。弗雷泽、斯金纳推崇健康、友善、娱乐、休息的价值,然而这些价值观很难成为社会制度的具体基础。
在社会理论中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困难,那就是在描述一个新的和理想的社会的蓝图时,到底要细节到什么程度?
斯金纳确定了行为主义原则和学习动机,他希望这些能够减少社会系统中的系统性不公正。他还描述了一些旨在促进人类幸福的做法(比如儿童抚养)。然而,他对《瓦尔登湖第二》居民的日常生活只提供了模糊的描述,没有提出如何最好地解决与行为主义原则初步一致的其他生活方式的争论。他很少或根本没有认真注意个人间解决冲突这一关键的普遍问题,以及体制安排在解决冲突方面的作用。
《瓦尔登湖第二》出版近40年后,在《行为分析师》(Behavior Analyst)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斯金纳以弗雷泽的名义试图阐明他对理想人类境遇的角色塑造。他写道,在理想的人类社会中,“人们只是自然而然地做他们需要做的事情来维持自己……并且善待彼此,他们只是自然而然地做一百件他们乐意做的事情,因为他们不需要去做这些事情”(原文第9页)。然而,当然,做一百件人类喜欢做的事情只意味着《瓦尔登湖第二》的定义模糊不清,并不意味着它的文化习惯和制度特征值得效仿。
斯金纳对理想人类社会生活的描述太不完整,这导致了人们可能会怀疑《瓦尔登湖第二》中的实验是否能为他的蓝图提供有用的细节。相关的社会实验已经进行了不止一次,最有意思的也许是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双橡树合作社区(部分原因在于这个社区已经极大偏离了斯金纳式根基)。大家可以通过互联网搜索相关信息。
参考
1. 古希腊哲学家Anaxagoras提出的一个设想。心灵哲学上根据这个设想提出的思想实验China Brain(又称China Nation),可以简述为“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像神经元一样传递信息,那么中国是否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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