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危机与救赎：政治神学的技术（三） (2-1)

斯洛特戴克的分析以秩序和危机的概念为导向，在这种导向下， 对其在施米特之后的地位的理解现在表明了一种解释的亲和力。从 宗教的人类学方法来看，这种亲和力不可能是施密特政治神学的简单恢复，它涉及一种持久的“古老”同质性的假设。这个推定，在 Mühlmann 之后，假设友谊和归属的社会关系仍然由“部落规范”（tribal parameters形 成(Sloterdijk，2017)。这个“部落规范”为当代免疫技术框架提供了 “古老的”基础，其功能是确保足够程度的内部同质性。免疫结构的作用是保证内部的同质性，同时也是识别和应对存在于民族国家领土界定免疫空间之外的免疫结构的必要性。通过这种方式，斯洛特戴克回到了技术的极限，就像政治神学II中的政治神学一样，局部和全局成为了斯洛特戴克“古老”的跨越免疫结构的生物学的内部标志

斯蒂格勒: 隐含的批判-作为施密特政治神学的技术

斯蒂格勒作品中对技术问题的持续存在和反思，其特点在于没有提及施米特。这种缺席，与斯洛特戴克的施密特主义框架的明确存在和增加的亲和力相反，超出了仅仅缺乏承认的范围，甚至包含了对施密特的隐含批评。在《宪法学说》中，从施密特的区分开始，书写和印刷技术 与电影技术之间的批判变得明显(施密特 2008b，第 206-207 页)。书写和 印刷技术，作为个人表达和公众意见形成的不可或缺的媒介 (自由主义 的“手段”概念)，与电影技术不同的是，“只要它不是简单的张贴文字，它只是图像 和模仿的写照”(第 206 页)。这种区分，以及进一步的施密特式问题， 即确定其宪法规定，是建立在人类思想和言论的非技术形态的预设 之上的ーー这是公共讨论的基础ーー而书写和印刷则是传播的手段 (第 206 页)。23 语法化的第三阶段是斯蒂格勒技术批判的中心焦点，作为对其影 响个人和集体个性化过程的批判 (Stiegler，2008,2011a，2011b，2014,2015,2019)。

第三个语法化阶段是第三个工业化阶段的开端ーー后工业化阶 段ーー在这个阶段中，语法化的技术深刻地打破了个人和集体个性 化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对这种中断的介绍和批判使得语法化的第 三阶段位于施密特的最终尝试之内并与之相对，在政治神学 II (Schmitt，2010b)的后记中，把握技术作为政治神学。斯蒂格勒对后工业化的批判，作为对工业化和语法化第三阶段的批判，将施米特 的隐性批判扩展到包含政治神学第二阶段。这一焦点回到了施米特 技术思想的极限，并将自己置于这一极限之中。

斯蒂格勒的批判改变了施密特最终的政治神学的否定性ーー“敌人的现实，其具体的可能性我仍然可以在其去神学化的反映中看到” (第 127-128 页)ーー认为它固有于“任何政治神学的完全去神学化和现 代科学封闭”(第 128 页)。因为，施密特认为建立这种封闭的现代科学 本身已经受制于进一步转化为技术科学(Stiegler，2011a)。在这种转变中， 消极性，作为施密特认定为“科学中立，技术和工业生产的自由[和]自 由人类利用的任意性”(施密特，2010b，第 130 页)的三个自由的侵略性， 被重新配置。施密特描述的侵略性依赖于稳定性(科学)和变化(技术)之 间的区别，其中技术，作为创造变化可能性的技术，被归因于坚持其优 先于科学的“现实描述”的稳定性的能力(Stiegler，2011a，第 204 页)。 首要性的断言，反过来说，是技术从对实在的科学描述的应用中分离出 来的潜力，而实在的构成是“对可能性的一个临时的(即当前的)视角” (第 204 页)。在这种潜能中包含着施密特以三个施密特式自由的形式所 描绘的侵略性和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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