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或收音机中的背景噪声,可以扰乱信息,但所无法想象的则是,纯粹的偶然波动能对已遭扰乱的信息加以复原,抑或无中生有地对信息加以创造。这就像水壶烧开后却结冰般不可能(impossible),或者说,未必(improbable)。熵之方向,乃最有可能发生的状态;信息之符号却正好相反,因此它是一种 "反可能性/概率(anti-probability)",或者用阿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的一句老话来说,是一种 "反偶然(anti-chance)"。 "偶然"无法对反偶然予以解释。 机器对信息的机械传播,无法解释信息本身,因为机器只能使信息衰变,或者充其量,只能对信息加以保存。 控制论无法摆脱这一矛盾。 如果 "机器对信息的任何操作皆无法获得信息",而另一方面,如果 "毫无理由的......为什么活有机体之基本运作模式,不能与自动机之运作模式相同",[2]那么信息从何而来?
十九世纪末,正是能量衰变原理得到普及的时候,人们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人们不禁要问,能量之"更高级"形式从何而来?随即,人们得出了对整个宇宙皆行之有效的,形而上学的与神学的答案。 它们甚至为上帝之存在提供了新的证明。既然宇宙就像一只其发条正在松开、解旋(unwinding)的时钟,那么一开始便一定有人先给时钟上过了发条。 十八世纪不合时宜的 "钟表匠上帝"又以 "上发条者"的面目出现了。 上帝不再是伏尔泰、帕利笔下的钟表匠*,而是上发条的人*。
但是,对整个宇宙皆有涉及的问题,往往容易让人怀疑,其提出的理由不够充分,这也许是对的。 今天,很少有哲学家,甚至相比之下更少有科学家,会对能量之"初始缠绕/上条"问题多么关注。
相反,信息之起源与创造问题,却是确切、有条件(limited)而不容忽视的。如果甲通过电话同乙通话,或者甲在石板上给乙留言,那么信息之起源显然同有机体甲有着某种关系。发出的信息,显然并非凭空产生的。其(有意识的)发送者本身已经在一个社会环境(其中存在着无数信息工具)中,知情、受指、获教(informed, instructed, and educated)。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他仍然扮演着发明(或创造)之源泉的角色。对信息加以口述的人,比对信息加以书写的人,发明了更多。他是熵之 "发条",确切地说,是一个积极的信息提供者。认为世界上单单存有纯粹的传递者(transmitters),是荒谬的。在信息之传播前,还有被创造的信息。人们几乎在这里便被引诱着停止了讨论,并被引诱着,在不做进一步的研究的情况下,便对控制论加以讨伐,就像不假思索地谴责永动机项目一般。
然而,控制论者和机械论者,试图用自催化(autocatalysis)、波动(fluctuation)与耦合系统(coupled systems)等概念来挽救其论点。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 "解决方案"。
他们首先指出——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他们是对的——如果信息量之数学公式与熵之数学公式相同,而符号相反,那么信息同熵之间,便会出现不对称:机器无法对(其所传输的)信息的精确度加以提高,但它可以 "扩展(extend)"信息。报纸的印刷机无法纠正标题中的错别字,但却能将文章印刷成千上万份。
如果我们不再对(信息的)数量作过多考虑,而是考虑信息之扩展,那么熵之(正常)增长同信息之扩展,彼此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报纸的印刷机在运转并印刷成千上万份报纸时,会消耗电能,而电能通常会转化为热能。因此,其运行之结果既是信息之扩展,也是熵之增加。在有机结构中是如此重要的自催化化学现象,定然亦乃这种信息的延伸:自催化作用之分子,在某种程度上将自己的形式印刻于数十亿个相邻分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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