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实证主义】（二） (4-3)

有关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之二分的争论,加剧了其他方面的诸多争议,所有这些争议对于后实证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决裂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时间序列的问题——发现是否早于辩护?——会引起有关科学实践活动的更重要的麻烦,因为它们根本没办法被如此截然分开。而且,这似乎意味着科学家们从事着第一项任务,而哲学家们则与第二个任务相关。表面上看,这样一个更加隐晦的工作分工似乎强化了这一二分,但实际上却会引发更多的问题。逻辑实证主义者/经验主义者的下述立场更加突显了这一问题:他们倾向于将科学哲学视为与科学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工作,但是却又认为科学哲学在评价“已经完成”的科学陈述的理论体系时,具有永恒的权威。而且,这也涉及科学家自身在评价其理论时所可承担的角色与所拥有的权利的问题。在此意义上的这种划界,不仅与实际情况不符,而且还赋予了哲学家在评价科学成就时的权威,这甚至是对实际科学工作者的能力与现实判断力的侮辱。但似乎只有这样一种方法,才能赋予哲学自身相对于科学而言的合法角色。

这一二分还具有更进一层的寓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有时隐晦有时又非常露骨地否定了科学发现的——逻辑——合理性。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经验主义者看来,科学发现具有内在的随机性、偶然性和神秘性。除却归纳逻辑,天赋、运气、试错等都可以作为其实际过程的恰当解释因素 。因此,科学哲学家们将这一语境欣然相让于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或者其他任何想要在这样一个混沌的偶然王国中从事工作的研究者 。那些取得了某些具有真理主张(truth-claims)的特定理论的科学家们,其自身也只是普通人,时常也要处在会削弱其天才的想象力与理论和实验方法之严格性的偶然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之下,但他们却凭借其工作中的运气和机遇取得了这些突破。只不过,他们所取得的这些理论,必须要经过具有严格明晰性与确定性的形式逻辑的评价之后,才能够被合法地解释为真理主张。

希拉里•普特南（1926—2016）

对发现的语境的分析,就如其自身一样,必须具有最基本层面上的经验性。但是对辩护的语境的分析,却也如其自身一样,给予形式逻辑以优先性。“赖欣巴哈之二分的关键点在于,那些与某一科学思想的产生相关的因素,与对那一思想的评价却是不相关的。” 这再次成为了“内部”与“外部”二分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其中,内部被认定为与逻辑因素相关,而外部则与经验甚至非理性因素相关。后实证主义则主张,不仅要探求一种发现的逻辑,而且也要坚持对辩护进行原创性反思的重要性。为了做到这一点,其观点自身就必须是经验性的:逻辑(如归纳逻辑或外展逻辑)对于科学发现而言确实有作用,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并且最重要的,为文化所建构的价值,在科学辩护中也产生了影响。

随着“价值”概念的引入,有关两种语境划界的最后一个问题浮现出来: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二分。在此,发现与辩护之二分的作用在于,强调了价值评价相对于经验事实(规范标准)或者理论的本质独立性。规范无法从经验结果中导出,此两者是截然分开的。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划界,确实是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教条中最重要的。后实证主义最重要原则之一就是取消这一截然二分。这就是“自然化认识论”(这或许是后实证主义最富成效的工作)所全然关注的。

科学论中的后实证主义放下了哲学必须立于经验科学之上并且支配经验科学的无理主张。但是,这样做的代价就是,它不仅使得哲学而且也使得更一般意义上的经验考察,面临着评价标准方面的严重困境。后实证主义的挑战是,如何重建内在于人类的学习、发现和发明过程中的合理性。这就是所谓“进化认识论”与“自然化认识论”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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