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实证主义】（二） (4-2)

理论与观察之二分的消解,所带来的两个后继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第一个问题源自于,逻辑实证主义者/经验主义者有关形式—数学系统的逻辑必然性特征的模型,再加上用以提供经验保证的记录语句,能否恰当地反映现实世界中科学过程的因果相互作用理论。后实证主义者从根本上否认这种恰当性的存在,现在我们知道,某些逻辑实证主义者/经验主义者自己实际上也认识到了这一任务的不恰当性。第二,理论与观察之间的二分在逻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反形而上学倾向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换句话说,它决定了实证主义者对反实在论或工具主义的偏爱。这里的关键问题涉及理论实体的本体论地位。对逻辑实证主义而言,“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观察实体与理论实体之间的二分对应于实体的存在和不存在之间的二分” 。逻辑实证主义者越是坚持其现象主义的认识论,其哲学与经验科学实践之间的不一致性就越发明显。格罗弗·麦克斯韦(Grover Maxwell)对20世纪60年代初的形势进行了总结:“事实是,日常生活和科学所使用的语言框架中的大多(并不是所有)陈述,所指代的并不是感官内容,而是物理对象或者公众可观察到的其他实体。” 这就为后实证主义者开启了一个核心维度,即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半个世纪以来,争论中的诸多混乱与歪曲就是来自于两者关系的含糊性。正如罗伯特·诺拉(Robert Nola)所断言的,“对指称、外延和意识的本体论/语义学考量,应当与认识论的反思保持明确的距离” 。希拉里·普特南的评价更是一针见血:“一个陈述很可能具有(形而上学上的)必然性和认识论上的偶然性。” 这对诺拉而言是非常关键的,使得他对库恩的主张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库恩避开了本体论和语义学的思考,而是诉诸认识论的反思。” 这些反思将我们引领到了在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之间的最后一个关键问题,即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之间的二分。

在我对科学论(Science Studies)领域中的后实证主义的解读中,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之间的二分这一观点将是非常关键的。逻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主张,哲学相对于经验科学而言具有独立性,并且还具有一种先验的权威性;坚持上述二分对于这一主张而言是非常核心的。科学或者说一般意义上的经验考察,千方百计试图发现世界是如何存在的,但不管得到何种结果,它们必须被归结于哲学的权威判断之下,从而在哲学的担保下成为有效的或者经过辩护的知识。人们认为,哲学能够为此种知识评价提供无可置疑的标准,其中非常典型的就是先验的逻辑范畴,不管是康德意义上的永恒范畴还是卡尔纳普或者其他人意义上的相对范畴,都是如此 。摆脱这一立场,并拒绝“第一哲学”的可能性,这对后实证主义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经验主义者自己削弱了赋予其自身事业以合法性的这一立场,这似乎是一个反讽,不过,如此并不意味着降低了这一决裂的重要性或者弱化了其不可避免性。

何种概念性工作导致了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之间的区分?“语境”这一术语自身必须承担某些责任,因为对于这样一个关键性的划界而言,它的涵义太过含混。它是否是按照时间区间进行划分,进而认为发现的语境在时间上不同于或者先于辩护的语境呢?或者是,它按照活动进行划分,进而主张某些特定的活动构成了发现的语境而其他的活动则构成了辩护的语境呢?抑或是,它涉及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关乎在不同语境中行动者的主导性意图或者目的?“发现”一词也经受了诸多审查,在许多后实证主义理论的创立过程中,科学更多的是“发明”而非“发现”这一观念起到了核心作用。但是,最惹争议的概念还是“辩护”。该如何理解“辩护”?甚至说,它可能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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