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主义把在历史中行动着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当作物与物之间合法则的关系来加以分析。辩证法既是跟这种客观主义相对立的,同时又要抵御意识形态化的危险。只要阐释学还仅仅幼稚地用它主观坚持相信的东西来衡量社会关系,那么意识形态化的危险就会出现。理论想要固定住意义,但这仅仅是为了在主体和制度的背后,以主体和制度本来的样子去衡量意义。通过这种方式,理论为自己打开了一个社会语境的历史整体性。社会语境的概念将(能够自然地反作用于个人的)关系所形成的主观上无意义的强制,解码为客观意义语境的碎片,并由此对它作出批判:理论“必须将它似乎从外部带进来的那些概念,转译成事物本身就具有的概念,转译成事物从本身出发想要成为的东西,而且必须让想要成为的东西直接面对它现在真正所是的样子。理论必须把此处和此时固定的对象的坚硬性消解在可能与事实的应力场中……。因此,从理论推导出来的假设——对于人们能够符合规律地期待什么的预测——对理论的成立而言就不是足够充分的。”通过用这种方式,把此类用于理解的方法,跟因果分析的科学用于对象化的程序联系在一起,并且通过让这两者相互融合到超越它们的批判中,辩证法的观察方式就扬弃了理论与历史的割裂。依据某一方面的信念,历史学在解释特定事件的时候,满足于停留在缺乏理论的境况中,而根据为阐释学辩护的那种倾向,历史学在利用沉思将过去的意义视域当下化的时候,也依然满足于缺乏理论的境况。因此,为了以客观理解意义的方式,让理论贯穿历史,(假如人们需要避免用到在这个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假设的话,)历史学就必须向着未来敞开。社会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向中显露自身,亦即,在社会远离其所不是的东西的历史运动法则中显露自身:“当前社会秩序的每个结构概念都预设了这样一种特定的意志,它将在未来重塑这个社会结构,给这个社会结构以这样或那样的发展方向,就仿佛它被设定为或被承认是在历史上有效的(即能起作用的)。不言自明的是,人们是否实际想要这一未来,是否在事实上朝着这个方向推动,诸如是否遵照某种政策来推动——或者人们是否把这一未来当作理论的建设性要素,当作设定来运用,就是另一码事了。”只有像这样,在实践的眼光中,社会科学才能同时既历史地又成体系地进行操作,与此同时,源自客观语境的实践眼光必须面对它自身进行反思,而正是它使得对客观语境的分析成为可能——正是这种方式的合法化,使它跟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主观上具有任意性的“价值关系”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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