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萨克-21世纪生物哲学与生物学哲学 (9-9)

有人马上就提出了不同的论点：“我们关于生命的概念是否过于狭窄了？似乎生命就只是生物的生命，而不包括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宗教的，以及政治的生命吗？”确实，难道生物学和生物医学中的问题不正构成了新兴的“生物政治”政体的基础吗？这“纯粹的生命”（‘bare life’）贯穿社会和政治生命的始终，既保障了“人口”的安全，又制造了例外的状况，紧急的状况，使得“纯粹的生命”受到先发制人的打击。毫无疑问。只是这让我们对生命的思考排斥于跨学科的博弈中。科学家说，“生命是基因密码”，而社会学家则针锋相对地说，“生命是对基因学不公正的应用”。物理学家说，“生命是物质与能量的自组织”，而政治学家则回应说，“生命是人类群体之间为了利用自然资源而进行的斗争”。人文学科的教授说，“生命是那一组我们忘记它们是隐喻的隐喻”，而工程师则设计出“可程序控制的物质”和“智能尘埃”。偶尔，相互间的协同，喧闹的交流会产生些奇特的产物：在八十年代，人们谈论混沌；在九十年代，人们谈论复杂性；在新千年之际，人们谈论网络。事情一直在这样发展下去。也许我们希望消除学科的划分，尽管我们谈及“第三文化”（‘third cultures’），但我们依旧在最陈旧乏味，最日常的例子中寻找固有的两种文化。

这并非宣言。在生物哲学中也同样有一些误区有待我们去处理。生物哲学并非对“生命”的幼稚信奉，它不相信有关地球所有生命利他主义的整体论。它是对生物学哲学双重方法（生命的法则，界线的划分）以及由此生成的各种划分的有力质疑。生物哲学总是问：“在这样的划分，这样的分类中，有哪些关系被排除掉了？”生物哲学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自组织，涌现，或复杂性的代名词。虽然在这一点上哲学与生物学进行了有益的交流，但很明显关于复杂性的各种科学不可能把本体论和政治两个方面都思考到。很多时候，它们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方式描绘自然（一个非线性，亚稳态的，复杂的自然），或者更糟糕的是，它们把所有非自然的元素纳入这个新的自然中（在此逻辑下，自由市场或“民主”是自组织的，所以是不可避免的）。生物哲学并不包括一切，而同时生物哲学的其中一个主要关注点是生物学所认定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以及生物-生物医学对生命的定义。生物哲学不是一种主张对生命描述的不可言喻性和不可约性的新生机论。但这也许是生物哲学最令人沮丧，最矛盾的一面。生物哲学试图提出一种政治的本体论，但对于政治它却持不可知的观点，甚至对此淡漠。在生物哲学中没有怨恨，而只是带着这“分子式”的视角对“生机政治”负有义务。生物哲学拾起并重振那个被生物学的哲学遗留下的形而上问题：为什么是“生命”？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