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这种思维方式包含两个取向:向内及向外。在内探方面,人们对各种物种进行划分,排序,并探索其相互间的关系;在外探方面,人们探索生物与非生物的界线和位置,使工具性(instrumentality)和持存物 (standing-reserve) (standing-reserve是海德格尔的术语——译者注) 成为可能。内探的方面可说是一种新陈代谢,因为它负责对自身进行内部的处理,过滤和区分;它对各种生物分子进行分解和合成,组合各种器官,产生各种物种和种族。外探的方面可说是担当了免疫的功能,因为它负责探索界线,交流互换,以及通道;这就意味着探索了自身与非自身的区别,机体如何与环境进行交流互换,探明自身所处的环境,以及个体与邻近机体的互动。不过,外探与内探并不总是泾渭分明。如果在外探方面处理得不好,内探方面也会出问题。流行病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流行病不可能只局限于一个机体中,因为其特性正是在各个机体之间传播,甚至跨越不同物种(以及国家)的界线进行传播。对于流行病,分析的单位应该是什么呢?同样地,如果内探方面被证明是幻觉,那么在外探方面对界线的划分也会有问题。例如,如果说外探方面区分了单个机体及其所处环境,构建起了工具关系和持存物,那么内探是什么?我们以为在内探方面应该把机体的不同方面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包括其生物,生理,认知过程。然而,这各种过程本身难道不也是相互联系的,并归属于外探的层面吗?如果没有在外探意义上相互连结的层面,机体自身又如何形成各种系统,网络,通道呢?因此,内探与外探两者不断地相互复杂化。对此,德勒兹(Deleuze)的描述不无道理,他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折叠”的关系(即折进叠出,是与“发展”无关的胚胎发生学)。
灵魂-肉身-形态并非我们的终极目标,这似乎暗示着基因和信息技术是最先进的内探和外探。不过,在这充斥着网络,群集,众量的时期,第三种思考途径,即“形态”,似乎主导着生命科学(基因学和基因组学),医疗保健(生物技术工程),科技(人工生命,人工智能,网络),战争(生物恐怖,新型流行病),甚至突破传统的科学观点(生物复杂性,涌现论)等各个领域。一种崭新的,极为重要的形式遍及所有的系统,如全球经济,社会系统,移民模式,信息交流,移动无线通讯等等。尽管如此,我们是否已经摈弃了“区分并排序”这种对生命的思考模式呢?“形态”是否只是新的“灵魂”?在传统上,这些关于生命原则的问题属于生物学哲学的研究范畴。但如果颠覆了生物学哲学,如果颠覆这种思考模式(灵魂-肉身-形式)和二元方法(生命的法则,划分界线),取而代之以生物哲学,会意味着什么呢?也许“生命本身”正是问题所在,而非目的或目标。与其钻研生命的内在本质,何不试着把生命视为是外在的,始终处于自身之外的?与其将注意力放在生命的中心(本质,组织法则),何不尝试探究处于外围的生命?外在的生命,一种始终处于自身之外的生命,外围的生命……
生物哲学与生物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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