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塞尔-经验主义之数学化 (4-2)

这样，感觉接收器作为一个整体，就会像信息量之自动计算器一样运作良好。每个感官装置都可以用这个数量加以定义。

4、信息论为解决物理实验中的误差与近似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方法[9]。例如，布里渊（Brillouin）在其著作的第十五章中讨论了以间隔（intervals）为单位测量长度的传统误差问题。因此，将费希纳定律[10]转化为关于被知觉的间隔的定律，最初是误差分析，然后在同样的计算中用信息术语进行解释：通过可测量性（强度之）尺度之感觉器官所测量的统计误差。这样就有可能计算出这种身体的精确度[11]，并对知觉间隔本身做出解释。

毫无疑问，人们会在法瓦尔德（Favard）[12]关于可观空间的讨论中发现，有必要将法瓦尔德的感觉不确定性同布里渊的测量不确定性以及心理生理学家的不可感知极限进行比较。差异阈值的左侧和右侧分别以两个可解释为误差的间隔为边界，并可形式化为误差。我们可以计算可辨识性的负熵成本，以及如果要求接收体（receiving body）完善其间隔，负熵成本将如何增长[13]。

众所周知，信息论能够计算出在这样或那样的条件下，应用科学所不能超过的精确度：一个给定观测，其负熵成本无限增长。在此假设的类比将使我们有可能取得一个（可计算的）理由以作为新感觉之表现的阈值：组织为降低这个阈值，即细化时间间隔所应花费的负熵成本，将与感觉器官之运作——甚至与组织的总体平衡——不相容。即使是在投射状态下，计算也显得很直观，似乎与平常的实验相吻合。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每台设备（在雷达定义的范围内）为其最佳辨别所能花费的负熵，对其进行定义：这一定义将回归到可知觉间隔之理由。

因此，对每种仪器都有两种定义：一种是它能够集成、整合的信息量（正定义[positive definition]），另一种是它为了达到这种可辨别性之极限——即，在刺激性传播/散布（stimulative dispersion）之不确定性中进行选择所耗费的负熵（精度定义[definition by precision]）。在一个合适的公式中，通过结果的定义和通过条件能力的定义彼此相结合，就可以很好地计算出给定感官设备之输出。同样，每一个感官设备都将由这一输出加以定义。

在那里，人们将获得一种新的哲学方法以解决感官误差这个老问题，从而放弃其东方式的幻觉语境——这已经被光学、声学等所吸收——而进入其真正的语境，即其随机语境。反之，我们也可以将经验理论所提供的真相程度（the degree of truth）（通过数量和精确度）数学化，甚至在其抽象的开端层面上也是如此。如果经验主义是概率论的，那么它就是可量化的：这同时也适用于重要经验和科学实验。

5、由此，巴赫拉德（Bachelard）等人通过否定的方式所解决的，感觉经验与科学实验之间的连续性问题，就有了正面的解决方案。看来，不连续性之断言是由于对感觉装置之运行条件的肤浅分析造成的：对科学观察的分析是科学主义的，对感觉观察的分析只是常识性的；因此，不连续性已经在认识论解释的条件下出现了。相反，如果对这两种观察进行同样科学的分析，对后者进行重新平衡，就很容易发现连续性：感觉器官之功能类似于读取设备。同样，我们还可以比较野蛮的结果与直接的感官知识，以及通过有条不紊的实验获得知识的所有策略：在认识论解释的条件下，又存在着不连续性。如果通过比较结果与结果、操作与操作来重新平衡这一点，就只会发现连续性和渐变性，而不会发现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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