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rbidge, J. (2007). Hegel’s Systematic Contingency. Springer. pp. 1-9.
John W. Burbidge/著
何啸风/译
黑格尔是偶然性的思想家吗?黑格尔的历史观?黑格尔如何看待历史的偶然性?
一、理性真的统治世界吗?
柏拉图的《理想国》有很多问题等着我们去回答。它个人的灵魂与政治秩序都分为三层,其中理性和理智位于最上一层。只有用理性来统治高尚的热情和庸俗的欲望,我们才能过上有德性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用“幸福”来定义有德性的生活(按我们的天性生活)。当然了,他也区分了满足好奇心的理论理性与统治热情的实践理性,不过,终究是理性调和了我们的情感,让我们不至于在放纵中迷失自我。理性(如《斐德罗篇》所说)是拉车的缰绳,驾驭着拉车的飞马。
这种做法,已经是公认的智慧了。人们认为,最好的做法是用冷静的思考来统治热情。理性是用来统治世界的。
这种做法的真正意义,不是它被运用于个人生活的方式。我们知道,很多人受到欲望驱使,受到热情驱使。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生活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大喜,一会儿大悲。与此相反,长时间对自己生活感到满意的人,与这些欲望采取了反思性距离,把这些欲望组织成统一的整体。这些人享有真正的幸福。
但是,当柏拉图把这一结构运用于政治秩序,关键转折就出现了。哲学家必须成为国王。国王必须成为哲学家。也就是说,建构一个城邦、国家、民族的决断,必须与热情、欲望保持距离,把这些欲望组织成有序的整体。理性必须决定国家的构造。这样一来,热情和欲望就被分配到合适的领域去发挥作用。
可是,这么做有一大缺陷。当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从理性的命令转向他的先验历史观时,他说明理性没有(实际上无法)统治热情。热情会反抗施加在它身上的束缚。一旦时机成熟,欲望就会夺回它们的权利。于是,城邦陷入一片混乱。在理想国度中,理性统治一切,可是,热情和欲望决定了历史发展的方式。这恰恰标志着人的城邦的堕落和灭亡。人类历史,不过是黄金时代过后的堕落。
启蒙运动颠覆了这种观点。它认为,过去恰恰是热情和欲望统治一切的时代。奸诈的贵族和狡猾的牧师利用群众的欲望满足他们的利益。于是,产生了压迫和迷信。伏尔泰大声疾呼,“打倒那些败类”(Écrasez l’infâme)。对于伏尔泰的同仁们,目标是让理性重新统治一切,创造一个让理性告诉我们该做什么的社会。康德最好地表达了这个观点。历史是热情和利益统治一切的领域,而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创造一个按照理性道德标准(定然律令)进行决断的社会。在采取道德行动时,我们必须忽视热情和欲望驱使我们做的事(甚至去做相反的事情)。在康德比较乐观的时候,他甚至认为,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把道德律令作为规范的社会。因此,不同于柏拉图,启蒙运动认为,历史是理性越来越占上风的领域。人类在朝着更加启蒙、更加合理的社会前进。理性终将统治热情,创造柏拉图的理想国度。
因此,当我们看到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讲演(学生记下的笔记,以及他亲手写的1830-1831年手稿),我们不禁感到震惊。毫无疑问,他很关心我们对幸福的渴望。而且他承认道德生活利用反思把热情和欲望组织成统一的整体。在他看来,通过意识到我们在生活中的位置,我们就实现了这一点。道德不是让我们的行动去遵循抽象的和理想的标准,而是去满足我们的环境对我们提出的具体要求,让我们的利益和欲望满足我们的环境的可能性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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