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一直都以徙木立信来强调诚信的重要性,但商鞅为什么会采用这么无聊的方法来建立诚信呢?搬一根木头根本用不着这么多钱,而且从南门往北门搬木头的意义何在?这根本就像是江湖术士凭空构建的一个场景,而不是现实需要的生活或劳动场景,难怪围观的人很多,但动手的人几乎没有。因为所有人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很荒诞不经。
但这或许才是商鞅的本意:你们不用管这件事合不合逻辑,也不要质疑,你们只要照着做,就能获得超出预想的好处。
我要推行的变法,就是另一个场景的“徙木立信”,听话的人有糖吃。正是:
自古驱民在信诚,
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
商鞅能令政必行。
至此,商鞅通过辩论搞定了贵族阶层,通过立信搞定了平民阶层,变法大幕拉开了。
贵族被压制,但平民获得晋升通道。商鞅变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次实践平等理念的改革,而耕战制度,就是先秦的科举制。
当然平民阶层跃升,只是商鞅实行强国之术的手段,而不是他的初衷。就像他需要打击贵族,确保国君一人的权威一样,他对平民同样没有好感,在他的言论和政策中,经常充斥着愚民的思想,通过刑(刑罚)与赏(封赏)两种手段,把百姓当作利用和控制的对象。这是商鞅被后世诟病的原因之一。
在商鞅的变法中,他唯一确保的就是君主集权。通过君主集权制的制度安排,驱动秦国的国家机器,在战国后期的群雄争霸中迅速崛起。
商鞅也因为这场变法实现了自己年少时的抱负,风光无两。
秦孝公病重之时,有意传位于商鞅,商鞅不敢接受。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后,太子驷继位为秦惠文王,一帮旧贵族告发商鞅意欲造反。
就在对手欲置商鞅于死地的关键时刻,他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继续采取铁腕手段镇压反对者,而是软了下来,向秦惠文王请假送老母亲返回故里。他可能希望暂时离开是非之地,来平息各种恶毒的诽谤之言。
说实话在商鞅变法的20年间,他与秦惠文王并无直接的矛盾,相反,他加强君主集权的举措,对任何一个继位的国君都是有利的,他是秦孝公的功臣,也可以成为秦惠文王的功臣。秦惠文王唯一担心的是,商鞅权力太大,怕他会以臣欺主。
于是秦惠文王派人去逮捕商鞅,商鞅连夜逃到秦国边境,准备投宿旅店。
店主不知道眼前这名落魄的逃亡者是何人,只是一再要求他出示身份证明才能住店:“商君有令,容留他人无证住店,店主要连坐判刑。”
商鞅长叹一声:“哎呀!想不到我的新法,贻害到了此等地步!”最终走投无路的商鞅,下场很惨,有的史书说他被杀后遭车裂示众,有的史书说他直接被处车裂之刑而死。
司马迁说,商鞅这是作法自毙,活该。
其实每个朝代的“商鞅”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君子,但他们是做事的人,是解决问题的人,是愿意承认自己有缺点的人。这比起大多数只会抡起道德大棒打人,除此一无所长的“伪君子”,无疑要伟岸许多。正如鲁迅所言:“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竟不过是苍蝇。”
秦孝公以后,秦始皇以前,先后有过五个王: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惠文王在位二十七年,武王在位四年,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孝文王在位三天,庄襄王在位三年。
义渠国常年与秦国发生战争,趁机夺取城池.秦惠文王在世时,趁着义渠国发生内乱,派兵前去平叛,迫使义渠国向秦国俯首称臣,但是威胁并没有因此解除,秦昭襄王继位时,义渠王亲自来秦国道贺,当时执政的宣太后以美色勾引义渠王,两个人私通长达30年之久,宣太后还为义渠王生下了两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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