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无奈（修改）

两天后，我因为后背伤口需要再次换药和观察，重新住进了医院。

这一次，我被分到了另外一个医生手里，一个戴着眼镜、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的中年男医生。

听说梁湾因为上次擅自带我出院的事情暴露，吃了批评，被暂时停职了。

我对此只能心里默默说声抱歉，但眼下也顾不上她，毕竟伤口还得指望这位新医生，我暂时收敛了所有叛逆，表现得异常配合。

我和梁湾依旧没有选择报警。

我曾好几次拿起电话，手指悬在拨号键上，但最终都放下了。

我想到吴邪离开时，甚至连一句“别报警”的威胁都没有，那种极度有恃无恐的态度，反而让我不敢轻举妄动。

我也尝试着想和父亲商量，但奇怪的是，父亲竟然一直没有回家，电话也打不通。

至于母亲，我实在不想去打扰她好不容易重新建立起来的家庭和生活。

说到底，内心深处那二十二万“报酬”的诱惑，依然像一个微弱的火苗，在恐惧的寒风中摇曳。

但我并没有动那张支票，而是把它连同取出来的现金，用牛皮纸仔细包好，放在一个旧书包里，交给了苏万。

苏万看到那么多钱，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富二代如他也被这数额吓到了，紧张地抓着我的胳膊问：“鸭梨！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去抢银行了？还是……还是把肾给卖了？！”

我看着好友惊慌的脸，心里五味杂陈。我没有多做解释，只是重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哑着嗓子说：“帮我收好。万一……万一我回不来了，这钱，一半给你，另一半……想办法交给我家里人，就说是……是我打工赚的。”

我原本想给苏万留下更多信息，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不能连累他。

如果吴邪那帮人真的穷凶极恶，知道苏万了解内情，绝不会放过他。

最终，我只写了一封语焉不详的信，托付给了梁湾。

就在我住院的第二天，梁湾居然偷偷来看我了。

她提着一把品相不怎么样的香蕉，先是像做贼一样在门口探头探脑，确认没有护士和医生，才飞快地闪进来，轻轻带上门。

她把香蕉随手放在床头柜上，也没客套，直接凑近我，压低声音说：“黎簇，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我面无表情地“呵呵”两声，表示自己现在已经“心如止水”，随便她说什么都激不起波澜了：“我好像已经和你没什么关系了吧？”

梁湾没理会我的冷淡，自顾自说道：“好消息就是，我查了不少资料，大概知道你背上的图案是什么性质的东西了。”

我心头一动，但表面上还是淡淡的：“哦？是什么？”

“你还是先听坏消息吧。”梁湾话锋一转，“那个吴老板，他好像还不知道你换医生了，刚才派人送了东西到我这里，让我转交给你。”她说着，从随身带的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

我看了看那串寒酸的香蕉，又看看信封，没好气地说：“就是这个？你帮我谢谢他，然后挑个最大的塞他眼珠子里。”

“你能不能别那么粗鲁！”梁湾白了我一眼，把信封塞到我手里，“你自己看吧。”

我疑惑地拆开信封，把里面的东西一股脑倒在被子上。

东西很杂，我首先拿起一张证件一样的东西，封面写着“考察证”。

翻开一看，里面赫然贴着我的登记照，但下面的信息却让我愣住了：

姓名：黎簇

年龄：27岁

身份：随队摄影师

二十七岁？我摸了摸自己还带着少年气的脸，心里吐槽：我像二十七岁的人吗？还随队摄影师？我连单反相机有几个按钮都搞不清楚！

我继续翻看，下面还有一张更小的“摄影师从业资格证”，以及一堆看起来像模像样的证明文件、体检表、甚至还有一张驾照！除此之外，还有一捆现金，我粗略一数，大概有三千块、一张飞往兰州的机票、一张做工精致的假身份证，以及一个用橡皮筋捆着的文件夹。

我把其他零碎拨到一边，扯开文件夹上的橡皮筋。

里面是关于一支名为“巴丹吉林地貌与文化联合考察队”的详细资料：队员名单、详细的行程路线图、沙漠地区的气温变化表、注意事项等等。最后一张纸是集合通知：

集合时间：明日下午三点

集合地点：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10号门

我放下这堆东西，抬头看向梁湾，忽然觉得这件事情，从荒诞中透出一丝精心策划的“专业感”，反而让我有点……好奇了？

“我明天能出院吗？”我问道。

梁湾摇头：“你的伤口肯定不行。不过，”她凑得更近，声音压得更低，“送东西来的人说了，我必须准时把你送到机场集合，否则就弄死我。所以你放心，我会想办法把你搞出去的。”

我看着她一脸“我也是被逼的”无奈表情，差点没忍住笑出声，但随即又觉得无比讽刺，真心实意地被气笑了。

梁湾所谓的“办法”，就是当天深夜，她利用对医院的熟悉，支开了值班护士，我则忍着后背撕裂般的疼痛，飞快地换上便服，跟着她像逃难一样溜出了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