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章 成康之治
在澄清召公的疑虑、稳定内部人心后，周公并未迎来喘息之机——此时的周王朝，如同“内外受敌的堡垒”，外部的威胁正以更猛烈的姿态袭来。东方的淮夷、徐戎等部落，自周王朝建立以来便“心怀不服”：这些部落长期盘踞在淮河中下游与山东半岛一带，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与深厚的地方根基，始终不愿接受周室的统治。当他们得知管叔、蔡叔散布谣言、武庚暗中筹备叛乱后，便迅速与武庚勾结，形成了“殷残余势力+东方部落”的反周联盟。
反周联盟很快采取行动：淮夷部落率先出兵，攻占了周室在东方的数个据点；徐戎则集结兵力，威胁鲁国（伯禽刚赴任不久，根基未稳）；武庚更是在殷地竖起“复商”大旗，号召殷商旧贵族起兵响应。一时间，东方大地战火纷飞，叛乱的烽火如同“燎原之势”，迅速蔓延——据《尚书·大诰》记载，当时“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即武庚竟敢公然宣称要恢复殷商的统治秩序；而淮夷、徐戎则“率肆不厥宁”，不断骚扰周室的东方疆域。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周公深知“退则亡国，进则生”——若不彻底平定叛乱，周王朝将重蹈商朝覆辙，甚至可能陷入“诸侯割据、天下分裂”的局面。于是，他在朝堂上力排众议，坚定地提出“东征平叛”的主张：“今殷顽民与东夷勾结，欲毁我周室基业。若不兴兵征讨，何以告慰文王、武王之灵？何以安天下百姓之心？”在召公、太公望等大臣的支持下，周公迅速调动周室最精锐的“西六师”（周王室直属军队），并下令各诸侯国出兵助战。
出征前，周公进行了周密的战略部署：他深知东方局势复杂，若分兵作战，极易被叛军各个击破。因此，他决定采取“先稳后攻、重点突破”的策略——一方面，任命太公望为“东方军事总指挥”，全权负责征讨淮夷、徐戎等部落，并赋予太公望“得专征伐”的权力（即若诸侯不服从调遣，太公望可直接征讨）；另一方面，自己则亲率主力大军，直捣叛军核心——殷地的武庚，彻底摧毁反周联盟的“精神支柱”。
太公望接到命令后，迅速行动：他凭借多年的作战经验，先是集中兵力击败了威胁鲁国的徐戎，解除了鲁国的危机（这也是伯禽能在鲁国站稳脚跟的关键）；随后又率军南下，与淮夷展开激战——淮夷部落擅长水战，太公望便“因地制宜”，组建水军与淮夷对抗，最终在淮河沿岸大败淮夷，收复了所有被攻占的据点。在太公望的努力下，东方部落的叛乱很快被压制，周室的东方防线得以稳固，为周公征讨武庚提供了“坚实的后方保障”。
与此同时，周公亲率大军抵达殷地。武庚得知周公大军压境，便集结殷商旧贵族的兵力，在殷都郊外与周军展开决战。周公深知“攻心为上”——他在战前向殷商旧民发布檄文，声明“罪在武庚一人，与百姓无干”，只要放下武器，便可安居乐业；同时，他亲自指挥周军作战，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周军将士见主帅如此英勇，士气大振，奋勇杀敌；而殷商旧贵族的军队则“人心涣散”，许多士兵不愿为武庚卖命，纷纷倒戈。
经过数次激战，周公终于攻破殷都，武庚仓皇出逃——周军一路追击，最终在黄河沿岸俘获武庚。周公为“以儆效尤”，下令将武庚处死，彻底粉碎了殷商旧势力“复国”的幻想。这场针对武庚的征战，前后持续了三年——据《逸周书·作雒》记载，周公“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不仅平定了武庚的叛乱，还征服了周边十七个支持武庚的部落，极大地扩大了周室的统治范围。
平定武庚叛乱后，周公并未停下脚步——他深知，“平定叛乱只是第一步，彻底消除叛乱根源、巩固统治才是关键”。首先，他着手处置参与叛乱的周室宗室——管叔与蔡叔。
管叔作为周公的兄长，本应辅佐周室，却因“权力欲望”与武庚勾结，成为叛乱的“内应”。武庚被处死、叛乱被平定后，管叔深知自己“罪无可赦”——他既无颜面对周室的列祖列宗，也无法面对弟弟周公与侄子成王。最终，在巨大的愧疚与恐惧中，管叔选择上吊自杀。周公得知管叔的死讯后，心中满是“痛心与惋惜”——他虽痛恨管叔的背叛，但毕竟是一母同胞的兄弟。不过，为了维护周室的法纪，周公并未为管叔“平反”，而是按照“叛乱者”的罪名处理了他的后事，以此警示其他宗室成员“不可觊觎权力、背叛周室”。
与管叔相比，蔡叔的下场则稍好一些。蔡叔虽参与叛乱，但在叛乱中“作用较小”，且有“悔悟之心”。周公考虑到“宗室团结”的重要性，决定对蔡叔从轻处置——废除他的“诸侯”爵位，免去所有官职，将他流放到偏远的“郭邻”（今河南上蔡一带），让他在那里“反省思过”。同时，周公还规定，蔡叔的子孙后代若能“安分守己”，未来仍可恢复宗室身份——这一处置既惩罚了叛乱者，又保留了宗室的“血脉”，体现了周公“恩威并施”的治国智慧。
处置完叛党后，周公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如何处理被俘的殷商旧贵族。这些旧贵族大多是“顽固分子”，他们在叛乱中积极支持武庚，对周室充满敌意，被周公称为“殷顽民”。若将他们留在殷地，难免会“死灰复燃”，再次引发叛乱；若将他们分散到各地，又难以有效监管。同时，周公还意识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周室的都城镐京位于西部（今陕西西安一带），距离东方的中原地区与殷地较远，一旦东方发生叛乱，镐京的军队难以及时驰援——这也是此次叛乱能迅速蔓延的重要原因。
经过反复思考，周公提出了一个“一举两得”的方案：在东方营建一座新都城，将“殷顽民”迁移到新都城，集中监管；同时，以新都城为“东方政治、军事中心”，加强对东方的控制。这一方案得到了召公等大臣的一致支持。
随后，周公派遣召公前往东方“选址”——召公经过实地考察，最终选定了“洛水之滨”（今河南洛阳一带）作为新都城的地址。这里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既靠近殷地，又能辐射淮夷、徐戎等部落，是“控制东方的理想之地”。选址确定后，周公亲自制定新都城的规划方案：新都城分为“王城”（宫殿区，供周王与官员居住、办公）与“成周”（居民区，供百姓与“殷顽民”居住）两部分，城墙高大坚固，设有多个城门与防御工事，同时修建了连接镐京与东方各地的道路，确保交通与军事调度的顺畅。
经过数年的营建，新都城正式落成，被命名为“洛邑”。周公随即下令将“殷顽民”分批迁移到洛邑的“成周”区域——为了确保“殷顽民”安分守己，周公采取了一系列监管措施：在洛邑驻扎“成周八师”（周室直属军队，专门负责监管“殷顽民”与防御东方）；将“殷顽民”按家族分组，指派周室官员进行“一对一”管理；规定“殷顽民”不得擅自离开洛邑，若要从事商业、农业活动，需提前报备。同时，周公也对“殷顽民”采取了“安抚政策”——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祭祀传统与生活习俗，若有贤才，还可被周室任用。这些措施既“压制了顽民的反抗之心”，又“化解了他们的敌意”，最终让“殷顽民”逐渐融入周室的统治体系。
洛邑营建完成后，周王朝形成了“两都并立”的格局：
镐京（宗周），位于西部，是周族的发源地，也是周王朝的“政治、文化核心”——周室的宗庙、王室直属军队（西六师）均在此地，象征着周王朝的“正统与根基”。
洛邑（成周），位于东部，是周王朝“控制东方的战略要地”——这里驻扎着成周八师，管理着“殷顽民”，同时也是周室与东方诸侯、部落交流的“枢纽”，确保了东方疆域的稳定。
“两都并立”的格局，不仅解决了“镐京偏远、难以控制东方”的问题，更让周王朝的统治“东达海滨、西至甘陕”，疆域空前扩大，为后续的“盛世”奠定了地理基础。
在平定叛乱、营建洛邑后，周公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辅佐成王、治理国家”的事务中——这一辅佐，便是七年。在这七年里，周公不仅要处理日常政务，还要“手把手”教导成王如何治国：他带着成王视察农田，让成王了解“百姓耕作之苦”；他带着成王接见诸侯，让成王学习“如何与诸侯相处”；他带着成王审理案件，让成王明白“法律的公平与威严”。同时，周公还致力于“制度建设”，制定了一套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典章制度，史称“周公制礼作乐”。
这套典章制度的核心内容包括：
政治制度：完善“宗法分封制”，明确“周王—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关系，规定诸侯需向周王履行“朝贡、助战、述职”的义务；同时建立“三公九卿”的官僚体系，明确各级官员的职责，确保国家机器高效运转。
经济制度：进一步规范“井田制”，明确“公田与私田的划分”“租税的征收标准”，同时制定“手工业管理制度”，将盐、铁等重要手工业收归王室管理，确保国家经济稳定。
军事制度：建立“西六师+成周八师”的常备军体系，规定“国人（周族平民）为军队主力，野人（被征服民族）为辅”，同时制定“军事训练制度”，确保军队战斗力。
文化制度：制定“礼仪制度”，规范“祭祀、朝聘、婚丧嫁娶”等场合的礼仪流程，明确不同等级的人“服饰、车马、礼仪”的差异，以此维护等级秩序；同时整理“周族的历史与文化”，将“文王、武王的治国理念”编撰成文献，作为王室与贵族的“教育教材”。
这套典章制度的制定，让周王朝从“军事征服”转向“制度治理”，为周王朝的“长治久安”提供了“制度保障”——正如《礼记·明堂位》所言：“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
时光荏苒，七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周成王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一个“沉稳成熟”的青年，年满二十岁。按照周代的礼制，“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意味着成王已成年，具备了“亲政”的资格。此时的周公，并未贪恋权力，而是毅然决定“还政于成王”。
在还政仪式上，周公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将“象征天子权力的九鼎、玉玺”交给成王，郑重地说：“成王已成年，具备治国之才。从今往后，朝政由成王亲理，臣愿退居幕后，辅佐成王处理政务，不再干预决策。”成王接过九鼎与玉玺，眼中满是“感激与坚定”——他深知，自己能有今日的成长，离不开周公七年的悉心教导；他更明白，自己肩负着“维护周室基业、让天下安定”的重任。
然而，周公虽还政于成王，心中却仍对成王“放心不下”——他担心成王年轻气盛，会因“贪图安逸”而荒废朝政，也担心成王会因“刚愎自用”而做出错误决策。为了“提醒成王、警示成王”，周公亲自撰写了《多士》与《毋逸》两篇文章，作为“成王亲政的教材”。
在《毋逸》中，周公以“祖辈创业的艰辛”告诫成王：“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这段话的意思是：“君子不可贪图安逸。要先了解百姓耕作的艰难，再享受安逸，才能明白百姓的疾苦。看看那些百姓，他们的父母辛勤耕作，子女却不知耕作的艰难，贪图安逸，甚至轻视父母，说‘老一辈的人什么都不懂’。”周公通过这段话，提醒成王“要体恤百姓、不可贪图安逸”，要牢记“周室的基业是文王、武王历经艰辛才建立的，不可因一时的安逸而毁掉”。
在《多士》中，周公则以“殷商兴亡的历史”警示成王：“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今尔又曰：‘夏迪简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尔。非予罪，时惟天命。”随后，周公详细讲述了“商汤以德治国，使殷商兴盛；殷纣荒淫无道，使殷商灭亡”的历史，告诫成王：“天命无常，惟德是辅。若能以德治国，善待百姓，则天命归之；若荒淫无道，残害百姓，则天命弃之。”他希望成王能“以殷纣为戒，以德治国”，确保周王朝的统治“长治久安”。
成王将周公的教导铭记于心——亲政后，他严格按照周公制定的典章制度治理国家，勤政爱民，虚心纳谏：他减轻百姓的租税，鼓励农业生产；他善待诸侯，维护宗室团结；他重视人才，任用贤能之士。成王在位期间，周王朝的疆域进一步扩大，经济持续发展，百姓安居乐业。
成王去世后，他的儿子姬钊继位，史称“周康王”。康王同样遵循周公的教导与成王的治国理念，继续推行“休养生息、以德治国”的政策：他多次派遣军队平定边疆的小股叛乱，维护国家统一；他下令“减轻刑罚”，让百姓能“安心生产”；他还组织大臣修订周公制定的典章制度，使其更加完善。
从周成王到周康王，前后约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周王朝呈现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这一时期“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即天下太平，刑罚四十多年没有使用过。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称为“成康之治”，它不仅是周王朝的“黄金时代”，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盛世”，为后世的“盛世治理”提供了“典范”。
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周公的“忠诚与担当”——他平定叛乱，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他营建洛邑，扩大了周王朝的疆域；他制定典章，为周王朝提供了制度保障；他教导成王，为周王朝培养了合格的君主。周公的功绩，不仅被周人铭记，更被后世尊为“圣人”——正如孔子所言：“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周公的精神，成为了中华文明“忠诚、担当、智慧”的象征，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