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章 西周的宗法制度（一）

西周王朝建立之初，天下尚未完全安定——殷商旧部仍有潜藏的反抗势力，东夷、犬戎等部落不时袭扰边疆，如何选择一座“既能稳固统治核心，又能辐射天下”的都城，成为周武王姬发亟待解决的首要难题。他召集姜尚、周公旦、召公奭等核心大臣，历时数月“考察各地地形、物产、人口”，最终将目光锁定在“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东岸）。

镐京之所以能成为周室的定都之选，源于其“得天独厚的综合优势”，这些优势不仅支撑了西周两百余年的统治，更让其成为早期中华文明的“核心枢纽”。

镐京地处“渭水流域的关中平原”，东有“函谷关”扼守中原通往关中的要道，西有“散关”抵御西部游牧部落，南有“武关”控制汉中与巴蜀，北有“萧关”防范北方犬戎——四关环绕，形成“天然屏障”，使镐京成为“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即便天下动荡，周王室也能依托关中平原“固守待援”，这也是西周时期“外敌难以攻入核心区域”的重要原因。

关中平原素有“天下粮仓”的美誉，渭水、沣水等河流贯穿其间，灌溉便利，土壤肥沃，适宜农业生产。据《诗经·小雅·信南山》记载，镐京周边“亩亩良田，黍稷稻粱”，粮食产量极高，足以支撑都城数万军民的日常需求。此外，关中平原还盛产“铜、铁、木材”等资源，为西周的“青铜铸造、兵器制造、宫殿修建”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障。

镐京所在的关中平原，是周族“世代聚居之地”，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人口密度远高于其他地区，且百姓对周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极强”，为都城的稳定提供了“人口基础”。同时，这里也是周文化的“发源地”，周族的“礼乐传统、宗法制度”在此根深蒂固，定都镐京，既能传承周族文化，又能向天下辐射周文化的影响力，强化王朝的“文化正统性”。

镐京地处关中平原的核心，通过“渭水航运”可直达黄河，进而连接中原、华北等地；通过“陆上通道”，向东可经函谷关抵达洛阳、朝歌，向西可通往陇右，向南可经武关进入汉中——便利的交通让镐京成为“天下物资与信息的集散地”，周王室既能通过交通网络“快速传递政令”，又能及时调集各地资源“应对边疆危机”。

定都镐京后，周武王立即下令“大规模营建都城”。

　　在沣水东岸修建“宫城”（包括处理政务的朝堂、祭祀祖先的宗庙、王室居住的寝宫），在宫城外围修建“郭城”（容纳百姓、工匠、商人居住），同时开凿“灌溉渠道”、修建“粮仓”、铸造“兵器库”。经过数年营建，镐京成为一座“规模宏大、功能完善”的王朝都城，为西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定都镐京的同时，周武王还有一件“关乎周室传承与天下认同”的大事要办——追封父亲姬昌为“周文王”。姬昌（即西伯昌）虽未亲眼见证商朝的灭亡，但他在位五十年间，以“仁德治国”为核心，为周族的崛起与西周的建立“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

姬昌的功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这也是周武王追尊他为“文王”的根本原因：

一、仁德布天下，凝聚人心。

　　姬昌统治西岐时，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他废除“商朝的苛捐杂税”，将“土地按人口分配给百姓”，鼓励百姓开垦荒地；他重视“教化百姓”，制定“简单易懂的律法”，禁止官员欺压百姓；他甚至“亲自到田间劳作”，与百姓同甘共苦。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边诸侯因“不满商朝暴政”，纷纷“归附西岐”，仅姬昌在位期间，就有“四十余国”主动投靠周族，周族的势力范围从关中平原扩展到“河东、河内”等地，成为“足以与商朝抗衡的强大势力”。

二、广纳贤才，积蓄力量。

　　姬昌深知“人才是兴邦之本”，他四处寻访贤才，哪怕对方出身低微，也“破格重用”。最著名的便是“渭水访贤”——他听闻姜尚（姜子牙）有“经天纬地之才”，便亲自前往渭水之滨拜访，最终以“太师”之位聘请姜尚辅佐周族。此外，姬昌还重用“散宜生、闳夭、太颠”等贤士，让他们分别负责“政务、军事、外交”，形成了“人才济济、各司其职”的统治团队。正是这些贤才的辅佐，周族才能在“与商朝的博弈中”不断壮大，最终具备了“灭商的实力”。

三、 隐忍待时，奠定灭商基础。

　　姬昌在位初期，周族实力尚弱，他表面上“臣服于商朝”，避免与商朝直接冲突；暗地里却“积蓄力量”——他训练军队，改进兵器，扩大疆域，同时与“不满商朝的诸侯”秘密结盟。即便后来因“崇侯虎进谗言”被商纣囚禁于“羑里”（今河南汤阴），他也“隐忍不发”，通过“散宜生等人进献珍宝”获释后，依旧“低调行事”，直到周族实力足以抗衡商朝时，才开始“公开对抗商朝”。可以说，周武王能顺利灭商，很大程度上是“继承了姬昌留下的雄厚基业”。

周武王追尊姬昌为“文王”，并非单纯的“父子亲情”，更蕴含着“深刻的政治考量”。

首先. 彰显周室“尊贤敬祖”的价值观。

　　通过追封姬昌，周武王向天下传递了“周室重视仁德、尊崇贤君”的信号——姬昌因“仁德”被追尊为“文王”，这既是对姬昌个人的肯定，也是对“仁德治国”理念的推崇，让天下诸侯与百姓看到“周室与暴虐的商朝不同，是重视德行的王朝”。

同时强化周室统治的“合法性”。

　　姬昌被追尊为“文王”，意味着周室的统治“并非始于周武王”，而是“继承了文王的仁德基业”，这就为周室的统治增添了“历史正统性”——天下百姓会认为，周室取代商朝，是“文王仁德的延续”，是“天命所归”，而非“暴力夺权”。

第三. 凝聚周族内部力量。

　　追尊姬昌，能唤起周族百姓对“先祖仁德”的记忆，增强周族内部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让周族上下“团结一心”，共同维护新生的西周王朝。

追尊仪式在镐京的“宗庙”举行，周武王身着“礼服”，手持“玉圭”，向姬昌的牌位行“三拜九叩”之礼，当众宣读追尊册文：“父西伯昌，仁德布于天下，贤才归于麾下，为周族崛起耗尽心力。今周室定鼎天下，皆父之功也。谨追尊父为周文王，四时祭祀，永不绝断！”仪式结束后，天下诸侯纷纷“上表祝贺”，对周室的“尊贤敬祖”之举表示赞赏，周室的统治基础进一步巩固。

定都与追尊之后，周武王将重心转向“制度建设”——他深知，要让西周王朝“长治久安”，不能仅靠“武力威慑”，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为此，他召集姜尚、周公旦等贤士，经过数月商议，最终确定了以“分封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而这套制度的“思想灵魂”，便是“敬天保民”。

“敬天保民”并非周武王凭空创造，而是在“继承上古圣人治国理念”的基础上，结合“周族的文化传统”与“灭商的经验教训”形成的治国思想，其内涵可分为“敬天”与“保民”两部分，二者相互关联，缺一不可。

在西周人的观念中，“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是“公正无私的象征”，它既赋予统治者“统治天下的权力”（即“天命”），也会因统治者“暴虐无道”而“收回天命”（即“天罚”）。周武王认为，商朝之所以灭亡，正是因为“商纣暴虐，违背天道，失去天命”；而周室之所以能取代商朝，是因为“周族世代仁德，顺应天道，获得天命”。因此，“敬天”对统治者而言，既是“敬畏天命”，也是“恪守天道”——统治者必须“以天道为准则”，推行“仁德之政”，不可“滥用权力、暴虐百姓”，否则就会“失去天命，导致王朝灭亡”。

周武王从“灭商之战”中深刻认识到，“民心是王朝的根基”——商纣之所以众叛亲离，是因为他“鱼肉百姓，失去民心”；周室之所以能得到诸侯与百姓的支持，是因为周室“爱护百姓，顺应民心”。因此，“保民”是“敬天”的具体体现——既然“天”是公正的，那么“天的意志”就体现在“民心”之中，“顺应民心”就是“顺应天命”。统治者要“保民”，就必须做到：轻徭薄赋，让百姓“衣食无忧”；废除苛刑，让百姓“安居乐业”；重视教化，让百姓“知礼明义”。只有百姓安居乐业，王朝才能“根基稳固”，“天命”才能长久。

“敬天保民”思想的核心，是“将天道与民心统一起来”——它既避免了“单纯敬畏天道而忽视民心”的虚无，也避免了“只重民心而违背天道”的短视。这种思想让统治者意识到，“统治的合法性”不仅来自“天命的赋予”，更来自“百姓的拥护”，从而将“对天的敬畏”转化为“对民的爱护”，拉近了统治者与百姓的距离，使西周王朝呈现出“亲民、仁政”的特质。

关于“敬天保民”思想的起源，结合史料与典籍分析，其核心观点很可能源自“姜子牙”，这与《太公兵法》（又称《六韬》）中蕴含的治国理念高度契合。姜子牙作为“周武王的首席谋臣与军事统帅”，不仅在“灭商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更在“王朝制度设计”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周武王的治国决策。

《太公兵法》中，蕴含着丰富的“敬天保民”思想：

在“敬天”方面，《太公兵法·文韬·文师》记载，姜子牙对周文王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这里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本质上就是“天命归于民心”的体现——统治者若想“获得天命”，就必须“与百姓共享天下之利”，这与“敬天”的理念一脉相承。

在“保民”方面，《太公兵法·文韬·国务》中，姜子牙提出“治国之道，务在爱民”，并具体阐述了“爱民”的措施：“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这些措施与周武王推行的“轻徭薄赋、废除苛刑”完全一致，都是“保民”思想的具体实践。

此外，姜子牙在“灭商之后”，曾多次向周武王强调“民心的重要性”——他认为，“灭商易，守商难”，守商的关键在于“赢得民心”，而赢得民心的关键在于“敬天保民”。正是在姜子牙的反复劝谏与思想影响下，周武王才将“敬天保民”确立为西周王朝的“核心治国理念”，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了分封制、宗法制等一系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