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章 德王
德王帝乙（？—公元前1076年），子姓，名羡，作为商王文丁（《史记》中记作“太丁”）的嫡长子，于公元前1101年正式登上商朝第二十九任君主的宝座，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精准判定，其统治时长共计26年，直至公元前1076年驾崩。
帝乙接手的商朝，早已褪去“武丁中兴”的荣光，陷入“内忧外患交织”的困境。从内部来看，历经武乙、文丁两代君主的对外征伐，王室军精锐折损严重，国库因长期军费开支而空虚；贵族阶层因文丁晚年的“亲信政治”出现分裂，部分被排挤的贵族对王室心生不满，甚至暗中与地方诸侯勾结；农业生产也因频繁的劳役（如筑城、征兵）陷入停滞，百姓生活困苦，民怨渐生。
外部威胁则更为严峻：东方的东夷部落联盟中，“人方”（位于今山东半岛南部）势力崛起，趁商朝西部不稳，公然发动叛乱，攻占了商朝东部的“卞”“莒”等重要据点，不仅掠夺了大量粮食与奴隶，还截断了商朝从东部获取海盐与铜矿的通道——海盐是当时民众不可或缺的生活物资，铜矿则是铸造武器与礼器的核心原料，人方的叛乱直接威胁到商朝的经济与军事根基。
更让帝乙棘手的是西方周部落的威胁。周部落首领姬昌（周文王）因父亲季历被文丁诛杀，始终心怀复仇之志，虽表面对商朝保持臣服，却在暗中扩充势力：他通过“仁政”吸引周边部落归附，征服了渭水流域的多个小方国，军队规模已突破三万人，且因常年与戎狄作战，士兵战斗力远超商朝王室军。此时的商朝若同时应对东夷与周部落，必将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绝境，王朝覆灭的风险近在眼前。
在这样的危局下，帝乙的核心使命并非“开疆拓土”，而是“稳住局面、维系王朝命脉”——他必须在东夷叛乱与周部落威胁之间找到平衡，通过有限的资源调配，逐步化解危机，为商朝争取喘息之机。
面对“两线作战”的风险，帝乙深知“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若不先稳住西部的周部落，便无法集中精力平定东夷叛乱。经过与三公（商朝最高官职，辅佐君主处理政务）、卿士（高级官员）的反复商议，帝乙最终决定采取“政治联姻”这一权宜之计，以缓和与周部落的矛盾。
当时的姬昌虽有复仇之心，但也清楚周部落的实力尚未足以与商朝抗衡：商朝仍掌控着中原核心区域，拥有众多诸侯盟友，且王室军虽元气大伤，仍有五万余人的规模；若此时与商朝决裂，周部落很可能面临商朝与周边诸侯的联合打压。因此，当帝乙提出联姻提议时，姬昌选择暂时放下仇恨，接受这一“政治交易”。
帝乙为这场联姻倾注了极大的诚意，他选定的联姻对象是文丁的幼女——这位公主不仅容貌秀丽，还精通礼乐，在商朝贵族中素有“贤德”之名。为了彰显联姻的重要性，帝乙将婚礼规格提升至“王室最高等级”：公元前1100年（帝乙二年），他亲自下令修建了一条从朝歌（当时商朝重要城邑）通往周部落都城岐邑（今陕西岐山）的临时驿道，便于迎亲队伍通行；同时，筹备了丰厚的嫁妆，包括青铜礼器百件（用于祭祀与礼仪）、丝绸千匹（当时的贵重物资）、奴隶三千人（用于农业生产与手工业劳动）、良马百匹（重要的军事与交通资源）。
婚礼当天，帝乙派遣宗室贵族“微子启”（帝乙的庶兄）作为主婚人，率领数千人的迎亲队伍护送公主前往岐邑；姬昌则亲自率领周部落的文武大臣在岐邑城外三十里处迎接，双方在岐邑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仪式，邀请了西部的“散宜氏”“崇国”等十余个诸侯前来观礼。这场婚礼不仅是商周两国的政治和解，更成为当时天下瞩目的盛事，《诗经·大雅·大明》中专门记载了这一场景：“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天作之合”这一成语也由此诞生，成为后世形容婚姻美满的经典词汇。
联姻的效果立竿见影：姬昌公开承诺“不与商朝为敌，愿为商朝抵御西部戎狄”，并按时向商朝缴纳贡赋；帝乙则正式承认姬昌“西部伯主”的地位，允许周部落征伐西部的“不臣方国”。通过这场联姻，帝乙成功稳住了西部边境，得以将全部精力转向东方，筹备平定东夷叛乱的军事行动。
就在帝乙筹备平定东夷之际，北方的游牧部落“昆夷”（又称“犬戎”，位于今内蒙古南部与陕西北部交界地带）突然发起进攻，打乱了他的计划。昆夷是北方最强大的游牧部落之一，以骑兵为主力，机动性极强，擅长“突袭劫掠”——他们不攻打坚固的城池，而是专门袭击商朝北方的村庄与粮道，掠夺粮食、牲畜与奴隶后迅速撤退，让商朝守军难以追击。
公元前1098年（帝乙三年），昆夷首领率领三万骑兵突袭商朝北方的“黎”（今山西长治）、“邢”（今河北邢台）两地，不仅抢走了数万石粮食与数千名奴隶，还烧毁了商朝在黎地储存的武器库，导致商朝北方守军陷入“无粮可食、无械可用”的困境。消息传到朝歌后，朝野震动，部分大臣主张“先弃北方，集中兵力平东夷”，但帝乙深知北方是商朝的“战略缓冲带”，若任由昆夷肆虐，商朝将面临“北有昆夷、东有东夷”的两线威胁，因此他力排众议，决定先派军队抵御昆夷。
帝乙任命经验丰富的将领“南仲”为主帅，率领两万王室军前往北方抗敌。南仲是商朝著名的防御型将领，深知昆夷骑兵的优势在于“机动性”，若与昆夷正面野战，商朝军队（以步兵与战车为主）难以匹敌，因此他制定了“坚壁清野、固守待援”的战术：
南仲下令北方各城邑的百姓将粮食、牲畜转移到城内，对城外的农田实行“清空”——成熟的庄稼提前收割，未成熟的庄稼则予以销毁，避免被昆夷掠夺；同时，组织百姓加固城墙，挖掘壕沟，做好防御准备。
南仲派遣数千名轻骑兵，分成数十支小队，在昆夷骑兵的往返路线上设伏，袭击昆夷的补给队伍（昆夷虽以劫掠为生，但仍需携带帐篷、武器等物资），消耗昆夷的战斗力。
面对昆夷的攻城，南仲命令守军“只守不攻”，利用弓箭、滚石、热油等防御武器抵御昆夷进攻；同时，派出使者向周边诸侯求援，等待援军到来。
经过一个多月的对峙，昆夷因无法掠夺到足够的粮食，且补给线不断被袭扰，士气逐渐低落；而南仲的援军（周边诸侯派遣的一万军队）也及时赶到。南仲抓住时机，下令发起总攻，商朝军队内外夹击，昆夷骑兵大败，损失近万人，被迫退回北方草原。
为了彻底解决昆夷的威胁，帝乙在战后做出了一项重要决策——修筑“朔方城”（今内蒙古杭锦旗一带）。朔方城位于昆夷南下的必经之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帝乙希望通过这座城池，构建商朝北方的“防御屏障”。
修筑朔方城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帝乙从商朝各地抽调了五万民夫（包括平民与奴隶）、一万士兵（负责守卫与工程监督），还从王室国库中拨出大量粮食与物资作为保障。工程从公元前1098年冬季开始，历时两年才完工：
朔方城的城墙采用“夯土筑城”技术，以黄土混合稻草、石灰夯实，城墙高达三丈（约7米），宽两丈（约4.8米），足以抵御骑兵的冲击；城墙周长约十里，设有四座城门，每座城门上方都建有箭楼，城墙上每隔五十步设有一座瞭望塔，便于观察敌情。
城内规划有序，分为“军事区”与“生活区”——军事区建有士兵营房、武器库、粮食仓库，可容纳五千士兵长期驻守；生活区则设有民居、集市与官署，供守城士兵的家属与平民居住，确保城池的“自给自足”。
帝乙还下令在朔方城周边挖掘了宽三丈、深两丈的壕沟，壕沟内注满水（冬季结冰后则填埋干草与尖木）；同时，在城池周边三十里范围内设置了多个“烽火台”，一旦发现昆夷入侵，可通过烽火快速传递消息，让周边守军及时增援。
朔方城建成后，成为商朝北方最坚固的防御堡垒——昆夷此后多次试图南下劫掠，但都因朔方城的阻挡而失败，商朝北方边境逐渐稳定，帝乙也终于可以集中精力平定东夷叛乱。
东夷是商朝长期的威胁，由“人方”“岛夷”“淮夷”“孟方”等多个部落组成，其中人方是核心，但岛夷（居住在山东半岛沿海岛屿）与淮夷（居住在淮河中下游）则是东夷联盟的“左膀右臂”——岛夷控制着东部沿海的海盐资源，为东夷联盟提供经济支持；淮夷则占据淮河中下游的平原地带，农业发达，为东夷联盟提供粮食。帝乙深知，要平定东夷叛乱，必须先击败岛夷与淮夷，切断人方的经济与粮食供应。
公元前1092年（帝乙九年），帝乙完成了军事准备：他整合了商朝王室军（四万余人）与东部诸侯联军（三万余人），组成七万大军，亲自担任主帅，向东征伐岛夷与淮夷。联军从朝歌出发，沿黄河东进，计划先渡过淮河进攻淮夷，再沿海路（商朝当时已有小型船队）进攻岛夷。
然而，当联军行至“孟”（今山东曲阜一带，孟方的核心领地）时，意外发生了——孟方首领突然率领一万军队对联军发起截击。孟方虽属于东夷联盟，但与淮夷素有矛盾，此次截击并非为了帮助淮夷，而是想趁机掠夺联军的物资（联军携带了大量粮食、武器与帐篷）。孟方军队利用地形优势，在联军行军的狭窄山道中设伏，突然发起进攻，联军的后勤部队首当其冲，部分粮食与物资被抢走，士兵也出现了少量伤亡，队伍陷入短暂的混乱。
面对突发状况，帝乙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他没有惊慌失措，而是立即下令“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让装备精良的王室军战车部队（联军的核心战力）顶在前方，阻挡孟方军队的进攻；同时，派遣使者快速联络两翼的诸侯联军，让他们从侧翼迂回，切断孟方军队的退路。
在帝乙的指挥下，联军很快稳住阵脚：王室军的战车部队凭借冲击力，多次冲破孟方军队的阵型，战车兵手持长戈，将孟方士兵挑落马下；诸侯联军则从侧翼发起进攻，将孟方军队包围在山道中。帝乙亲自登上战车，手持青铜剑指挥战斗，他的勇猛激励着联军士兵——士兵们奋勇杀敌，喊杀声震天动地，孟方军队逐渐不敌，开始溃逃。
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最终孟方军队大败，被斩杀五千余人，孟方首领也被商朝士兵俘虏。为了震慑东夷联盟，帝乙下令将孟方首领处死，并将其头颅送往人方的领地，附上书信警告：“若再叛乱，孟方就是下场！”随后，帝乙率领联军继续东进，顺利击败了淮夷与岛夷：
淮夷的军队以步兵为主，缺乏对抗战车的有效武器，联军的战车部队如入无人之境，很快攻破了淮夷的核心城池“徐”（今江苏徐州），淮夷首领被迫投降，向商朝缴纳了大量粮食与海盐。
帝乙利用商朝的船队，从海上发起突袭——岛夷部落分散在各个岛屿上，缺乏统一指挥，联军逐个攻破岛屿，岛夷士兵要么战死，要么投降，最终岛夷也被平定。
平定岛夷与淮夷后，帝乙率领联军转向人方——此时的人方因失去了岛夷与淮夷的支持，士气低落，粮草短缺，根本无法抵挡联军的进攻。公元前1090年（帝乙十一年），联军攻破人方的都城，人方首领被俘，东夷叛乱彻底平定。
此次征伐东夷，不仅稳定了商朝的东部边境，还让商朝重新掌控了东部的海盐与铜矿资源，王室国库也因掠夺的物资与奴隶得到补充。更重要的是，这场胜利重振了商朝军队的威名，让此前因昆夷入侵而动摇的诸侯信心得以恢复，商朝的统治暂时趋于稳定。
帝乙在位末年（约公元前1078年），基于“巩固统治、振兴王朝”的考量，做出了一项重大决策——将商朝的都城从殷（今河南安阳）迁至沬（后改名为“朝歌”，今河南淇县）。
殷作为商朝的都城已近二百年，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但此时已显现出诸多弊端：一是殷的地理位置偏北，距离东部的东夷与西部的周部落较远，不利于帝乙统筹指挥边疆事务；二是殷周边的土地经过长期开垦，肥力下降，农业产量难以满足都城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三是殷的城池设施老化，多次经历战乱与自然灾害，修复成本高昂。
朝歌位于淇水之畔，西靠太行山，东接黄河平原，北连河北，南通河南中部，是南北、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从朝歌出发，向东可快速抵达东夷地区，向西可直达周部落领地，向北可联系朔方城，便于帝乙对全国事务的统筹管理。
朝歌周边地区土地肥沃（淇水流域的冲积平原），农业发达，可提供充足的粮食；同时，朝歌周边矿产资源丰富（如铜矿、铁矿），便于发展手工业（尤其是青铜铸造）；此外，朝歌地处中原腹地，商业贸易繁荣，各地的物资都能在此汇聚，有利于提升都城的经济活力。
朝歌西靠太行山（天然屏障），东有淇水环绕，南有黄河作为缓冲，易守难攻；同时，朝歌距离商朝的诸侯盟友（如卫、邢等国）较近，一旦遭遇危机，可快速获得援军支持。
迁都朝歌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帝乙为此做了周密的规划：
他下令对朝歌进行大规模扩建，修复并加固城墙，修建新的王室宫殿（如“鹿台”的前身，用于王室居住与处理政务）、宗庙（用于祭祀先祖）与官署，确保都城的“政治功能”完善。
帝乙组织殷都的王室贵族、官员、工匠与部分平民（约十万人）迁往朝歌，同时鼓励朝歌周边的民众迁入都城，提升都城的人口规模与活力。
他从殷都的国库中调拨大量粮食、物资与奴隶前往朝歌，确保迁都过程中都城的正常运转；同时，下令朝歌周边的诸侯向都城输送粮食与物资，支援迁都工程。
经过两年的筹备与实施，迁都工作于公元前1076年初完成。帝乙原本希望以朝歌为新的起点，通过发展农业、振兴手工业、加强军事建设，逐步恢复商朝的国势，但他的身体却在此时垮掉——长期的操劳（处理政务、指挥战争、主持迁都）让他积劳成疾，加上当时医疗条件有限，帝乙的病情日益加重，于公元前1076年秋季驾崩。
帝乙死后，按照商朝“父死子继”的王位继承制度，他的第三子帝辛（即后世所称的“商纣王”）继位。帝乙被葬于殷都的商王陵区（今河南安阳殷墟），他的统治虽未能扭转商朝衰败的趋势，但通过联姻周部落、抵御昆夷、平定东夷、迁都朝歌等举措，为商朝延续了二十六年的命脉，成为殷商末年“最后的守成之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