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章 商穆王

在商朝“九世之乱”的动荡周期中，祖乙是一位扭转颓势、开创“祖乙中兴”的关键君主。他在史料中有着多重称谓：《史记·殷本纪》称其为“祖乙”，甲骨文卜辞中记作“且乙”（“且”为“祖”的古字），部分文献（如《竹书纪年》）则载其名为“滕”（或作“胜”），子姓，是商王河亶甲的嫡子。公元前1317年，河亶甲病逝于新都相地，祖乙凭借“父死子继”的王室传承传统，顺利继位，成为商朝第十三任君主。尽管关于他的生卒年份并无确切记载，但从其在位19年的历史跨度来看，他的统治贯穿了商朝中期从“中衰”向“中兴”过渡的关键阶段。

祖乙继位时，商朝虽经河亶甲的治理缓解了外患，但内部隐患仍未根除——新都相地（今河南内黄）地处黄河下游，频繁的黄河水患成为威胁都城安全的最大隐患。黄河作为华夏文明的“母亲河”，在孕育农业文明的同时，也因上游水土流失严重、下游河道淤积，时常发生决堤洪水。据甲骨文卜辞记载，河亶甲统治后期，相地就曾遭遇两次小规模洪水，冲毁了部分农田与民居；祖乙继位当年（祖乙元年，公元前1317年），黄河流域遭遇罕见暴雨，导致大规模洪水泛滥，相地的城墙被冲垮，王宫宗庙的部分建筑浸泡在洪水中，百姓被迫逃往高地避难，粮食仓库被淹，都城秩序陷入混乱。

面对这场“开局危机”，祖乙迅速召集大臣商议对策。此时，贤臣巫贤的建议成为破局的关键。巫贤是商朝名臣巫咸之子，继承了其父“通天文、知地理”的才能，且在河亶甲时期就曾参与迁都相地的规划，对地理环境有着深刻认知。他向祖乙进言：“相地濒河，水患不息，若久居于此，民不安居，国无宁日。当择高阜之地，迁建新都，方为长久之计。”巫贤的建议精准切中要害——相地地势低洼，黄河水患难以根治，唯有迁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祖乙深知迁都事关王朝安危，虽面临“刚继位即迁都”的舆论压力，但仍展现出君主的远见与决断力，当即采纳巫贤的建议，下令筹备迁都。为选择合适的新都地址，祖乙派遣巫贤率领勘察团队，沿黄河流域西行考察，最终选定耿地（今山西河津）。耿地位于黄河中游东岸，地势较高，且远离黄河主河道，水患风险远低于相地；同时，耿地地处商朝西部与北部疆域的交汇处，便于管控西部羌部落与北部游牧部落，兼具地理安全与军事战略优势。

迁都耿地的工程于祖乙元年秋冬之际启动。祖乙制定了“分批迁移、保障民生”的策略：首先组织军队与工匠前往耿地，修建临时防御工事与安置房屋；随后护送王室成员、官员与宗庙礼器迁移，确保统治中枢先一步稳定；最后组织平民迁移，为每户迁移家庭发放粮食与农具补贴，并派遣官吏沿途护送，避免因迁徙引发民怨。经过半年的筹备与迁移，祖乙二年（公元前1316年）春，新都耿地正式启用，商朝的统治中心从黄河下游的相地，迁至黄河中游的耿地，这场迁都也成为祖乙“中兴”事业的起点。

然而，祖乙迁都耿地的安宁并未持续太久。祖乙三年（公元前1315年）夏季，黄河中游因上游暴雨引发特大洪水，尽管耿地地势较高，仍未能完全幸免——黄河支流汾水决堤，洪水涌入耿都，冲毁了部分民居与手工业作坊，虽未威胁到王宫宗庙，但也让祖乙意识到“耿地仍非长久之地”。更严峻的是，洪水导致耿地周边农田被淹，粮食减产，都城的粮食供应出现危机，部分平民因失去家园与生计，开始出现不满情绪。

面对耿地的水患危机，祖乙不得不考虑再次迁都。此次选址，他将“远离黄河流域、避免水患”作为核心原则，同时兼顾“便于联络诸侯、保障军事安全”的需求。巫贤与大臣们经过多方考察，最终推荐邢地（今河北邢台）——邢地位于太行山东麓，远离黄河主河道与支流，水患风险极低；且地处华北平原腹地，土地肥沃，便于发展农业；更重要的是，邢地东接大彭国（今江苏徐州一带），南邻商朝核心统治区，北可防范北方游牧部落，地理位置极为优越。

祖乙四年（公元前1314年），商朝启动第二次迁都，目的地为邢地。与首次迁都相比，此次迁移更为从容——耿地虽遭水患，但统治中枢未受重创，且经过首次迁都的经验积累，官员们对迁移流程更为熟悉。祖乙下令在邢地规划建设“规制更完善”的新都：不仅修建了更高更厚的城墙，还挖掘了环绕都城的护城河，提升防御能力；同时划分“王宫区”“贵族区”“平民区”“手工业作坊区”与“集市区”，形成功能明确的都城布局。同年年底，第二次迁都完成，邢地成为商朝的新都城。

在第二次迁都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部分商朝公族（王室旁支）因“眷恋耿地故土”或“不愿再次迁徙”，拒绝跟随祖乙前往邢地。这些公族在耿地拥有封地与产业，且在河亶甲、祖乙时期积累了一定的势力，若强行逼迫其迁移，可能引发内部矛盾；若放任其留在耿地，又担心其因“脱离王室管控”而形成割据势力。面对这一难题，祖乙展现出灵活的政治智慧——他决定“分封耿地，以亲族镇之”，将自己的弟弟祖丙封为“耿侯”，赐耿地为封地，建立耿国，让祖丙率领愿意留下的公族与平民，在耿地继续生活。

祖丙受封后，在耿地积极开展重建工作：组织民众修复被洪水破坏的房屋与农田，修建水利设施防范后续水患；同时严格遵循商朝王室的政令，按时缴纳贡赋，定期前往邢地朝见祖乙，确保耿国始终处于商朝的统治体系之内。这一安排，既安抚了不愿迁移的公族，又将耿地纳入王室亲族的管控范围，避免了地方割据的风险，成为商朝“以分封制稳定地方”的早期实践，也为后世周朝分封制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尽管迁都邢地后，商朝暂时摆脱了水患困扰，但祖乙并未停下“优化统治中心”的脚步。经过数年治理，祖乙逐渐意识到，邢地虽无水患，但“距离东部诸侯较远”，不利于管控东南方的夷族部落（如蓝夷、班方）；且邢地周边多为平原，缺乏天然屏障，若遭遇大规模外敌入侵，防御压力较大。祖乙八年（公元前1310年），在巫贤的建议下，祖乙决定进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迁都，目的地为庇地（今河北邢台广宗县北大平台，又称“沙丘平台”）。

庇地的优势远超邢地：其一，地理位置更优越——庇地位于邢地东南方向，靠近大彭国，便于与这位忠诚的诸侯联络，借助大彭国的军事力量防范东南夷族；其二，自然条件更适宜——庇地地处华北平原与黄河冲积平原的交汇处，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既适合发展农业，又有广阔的草原可发展畜牧业，能为都城提供充足的粮食与物资；其三，防御条件更完备——庇地周边有低矮丘陵环绕，可作为天然屏障，且距离商朝东部边防重镇较近，便于军事调度。

祖乙八年秋冬之际，商朝启动第三次迁都，次年（公元前1309年）春完成迁移。此次迁都后，庇地成为商朝最稳定、最繁荣的都城——祖乙在此营建了规模宏大的王宫与宗庙，筑起象征王室权威的社稷坛，修建了供贵族居住的营室与供平民交易的集市；同时推广先进的农耕技术，鼓励开垦荒地，庇地周边很快成为商朝的“粮食主产区”，手工业与商业也随之兴盛，都城人口大幅增长，呈现出“中兴”的繁荣景象。

在解决都城水患、稳定内部统治的同时，祖乙也将精力集中在“消除外部威胁”上——东南方的夷族部落（以蓝夷、班方为代表），自仲丁时期起就频繁袭扰商朝边境，虽经河亶甲的征讨有所收敛，但祖乙统治初期，这些部落趁商朝多次迁都、内部调整之机，再次活跃起来，不仅掠夺边境的粮食与奴隶，还袭击商朝的边防据点，甚至与部分不满商朝统治的小诸侯勾结，对商朝的东南边境构成严重威胁。

祖乙九年（公元前1308年），蓝夷部落率先发动大规模进攻，攻占了商朝东部的重要据点“盂”（今河南商丘东北），杀死据点守将，掠夺了大量粮食与物资。消息传到庇都后，祖乙意识到“若不彻底平定夷族，边境永无宁日”，于是决定亲自统筹军事行动，征伐蓝夷、班方等部落。

为确保征伐胜利，祖乙进行了周密的军事筹备：首先，联络大彭国国君彭伯——大彭国是商朝东部最强大的诸侯，且与商朝素有盟友关系，彭伯接到祖乙的求援后，迅速派遣三万精锐军队，与商朝军队组成联军；其次，优化军队装备——下令青铜作坊紧急铸造一批新型青铜戈、矛与箭头，同时为士兵配备更坚固的皮甲，提升军队的攻防能力；最后，制定战术策略——针对蓝夷、班方“擅长游击战、机动性强但缺乏攻坚战经验”的特点，祖乙采取“稳扎稳打、围点打援”的战术，先收复被攻占的据点，再逐步推进，压缩夷族部落的活动空间。

祖乙十年（公元前1307年）春，商彭联军正式出兵征讨蓝夷。联军首先对被蓝夷占领的盂地发起进攻，蓝夷军队虽顽强抵抗，但面对装备精良、配合默契的商彭联军，很快陷入被动。经过三日激战，联军收复盂地，解救了被俘虏的商朝平民。随后，联军继续向东推进，直指蓝夷的核心部落驻地。蓝夷首领见联军势不可挡，试图率领部落向西逃窜，却被早已埋伏在西侧的商朝军队拦截。双方在今山东泰安一带展开决战，商彭联军凭借战车优势与步兵方阵，彻底击溃蓝夷军队，俘虏了蓝夷首领，残余的蓝夷族人被迫投降，承诺永远臣服商朝，不再袭扰边境。

平定蓝夷后，祖乙将军事重点转向班方。班方位于今山东聊城一带，与蓝夷素有勾结，在蓝夷被征讨时，曾出兵支援蓝夷，因此成为祖乙的下一个目标。祖乙十一年（公元前1306年），商彭联军挥师北上，征讨班方。班方国君深知自身实力不敌联军，试图向东南方的淮夷部落求援，但淮夷部落因畏惧商朝的军威，拒绝出兵。孤立无援的班方军队在联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最终被迫投降，班方国君亲自前往庇都向祖乙请降，承诺每年向商朝缴纳双倍贡赋，并派质子（国君之子）前往商朝都城作为人质。

经过两年的军事行动，祖乙彻底平定了蓝夷、班方等夷族部落，消除了东南边境的威胁。这场胜利不仅稳定了商朝的边疆秩序，让边境平民得以安居乐业，还极大地提升了商朝的政治威望——周边的小诸侯纷纷前往庇都朝见祖乙，重新确认与商朝的从属关系，商朝的疆域也向东扩展至今山东东部，向南延伸至淮河中下游，为“中兴”事业奠定了广阔的空间。

祖乙的“中兴”并非仅靠迁都与军事胜利，更依赖于他“任贤用能、全面治理”的治国策略。其中，任用巫贤辅政是他最重要的决策之一。巫贤作为名臣巫咸之子，不仅精通天文地理，还在经济、民生、人才选拔等领域有着独到的见解，祖乙继位后，便任命巫贤为“卿士”（商朝最高官职，相当于后世的宰相），让其全面辅佐朝政，两人形成了“君明臣贤”的良好搭档。

在经济与民生治理方面，巫贤在祖乙的支持下，推行了一系列务实政策。

　　其一，发展农业生产——针对商朝多次迁都后农业生产不稳定的问题，巫贤下令在庇地周边大规模修建水利设施，挖掘灌溉渠道，推广“垄作制”（将农田分成垄沟，便于灌溉与排水）与“沤肥法”（利用草木、粪便制作有机肥料），提升农作物产量；同时鼓励平民开垦荒地，对开垦荒地的家庭给予“三年免赋税”的奖励，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庇地周边的农田面积大幅增加，粮食产量逐年提升，商朝的粮食储备日益充足，彻底解决了迁都带来的粮食危机。

其二，繁荣手工业与商业——巫贤在庇都设立“手工业作坊区”，将青铜铸造、制陶、纺织、玉器加工等手工业者集中管理，既便于技术交流，又能保证王室对重要手工业（如青铜铸造）的控制；同时规范商业活动，在庇都设立“市”（专门的交易场所），制定交易规则，打击欺诈行为，保护商人利益。这些举措让商朝的手工业水平显著提升——青铜礼器的制作更加精美，纺织业织出的丝绸远销周边诸侯，制陶业生产的陶器种类更加丰富；商业也随之繁荣，各地商人云集庇都，交换粮食、手工业品、奴隶等商品，形成了“车水马龙、商旅不绝”的景象。

其三，完善社会保障——巫贤建议祖乙在庇都设立“粮仓”与“医馆”：“粮仓”储存粮食，在遭遇自然灾害时向平民发放救济粮；“医馆”由王室御医与民间医师坐诊，为平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尤其关注老人与儿童的健康。这些举措让平民感受到王室的关怀，社会矛盾逐渐缓和，民心向背发生根本性转变，商朝的统治基础更加稳固。

在人才选拔与政治治理方面，祖乙与巫贤打破了“贵族世袭官职”的传统，推行“唯才是举”的政策。他们规定，无论是贵族子弟还是平民，只要有一技之长（如军事、农业、手工业、天文等），都可通过“荐举”或“考核”进入仕途；同时加强对官员的考核，定期评估官员的政绩，对政绩优异者给予奖励，对贪污腐败、不作为者予以严惩。这一政策不仅为商朝选拔了大量实用人才，还打破了贵族对官职的垄断，提升了政府的行政效率，让商朝的政治风气焕然一新。

在祖乙与巫贤的共同治理下，商朝逐渐实现了全面中兴。政治上，王室权威重塑，诸侯归心，政令畅通；经济上，农业、手工业、商业全面发展，百姓安居乐业，人口大幅增长；军事上，边疆稳定，军队战斗力提升，周边部落不敢轻易袭扰。据甲骨文卜辞记载，祖乙统治后期，商朝多次举行“大祀”（规模宏大的祭祀活动），祭祀场面盛大，礼器众多，这从侧面反映了商朝的国力强盛与社会稳定。祖乙也因此被后世尊为“中宗”，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孟子更是将他列入商朝“贤圣之君”的行列，与商汤、太戊等明君并列，成为后世君主效仿的典范。

祖乙十九年（公元前1299年），这位开创“中兴”大业的君主因病去世，享年约55岁。他被安葬于庇都的王室陵墓区，其陵墓按照商朝君主的最高规格修建，陪葬品包括大量青铜礼器、玉器、陶器与少量奴隶，体现了当时商朝的富庶与对这位明君的尊崇。祖乙去世后，其子祖辛按照“父死子继”的传统，顺利继位，成为商朝第十四任君主。

祖乙留下的统治遗产对商朝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一，都城庇地成为商朝最稳定、最繁荣的都城，在祖辛及后续君主统治时期，庇地始终是商朝的统治中心，为商朝的延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二，“迁都避患、优化统治中心”的策略，成为后世商朝君主应对危机的重要借鉴，也为早期都城规划与地理选择积累了经验；其三，“任贤辅政、唯才是举”的治国理念，打破了贵族对权力的垄断，为商朝培养了一批实用人才，提升了政府的治理能力；其四，平定东南夷族、稳定边疆的军事成就，为商朝赢得了长期的和平发展环境，也让商朝的威望在周边部落中得以保持。

尽管祖乙的统治因历史久远，部分细节已难以考证，但他“三迁都城以避水患”“平定夷族以安边疆”“任贤辅政以兴国家”的功绩，却被清晰地记载于《史记》《竹书纪年》等史料与甲骨文卜辞中，成为商朝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笔。他的“中兴”不仅扭转了商朝“九世之乱”的颓势，还让商朝的统治得以延续近200年，为后续武丁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从历史地位来看，祖乙是商朝中期最重要的君主之一，他的统治是商朝从“中衰”走向“中兴”的转折点，也是早期华夏王朝“应对危机、重塑秩序”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