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思王

在商朝“九世之乱”的历史序幕中，外壬是一位身处权力漩涡中心的君主。他在甲骨文卜辞中被记作“卜壬”，“卜”字或与他继位前参与王室占卜事务有关，而其本名“发”，则在《史记》等传世文献中留有记载。从家族谱系来看，外壬的身份极具正统性——他是商王太戊的儿子、仲丁的弟弟，自出生起便拥有王室直系血脉赋予的潜在继承权。但这份“潜在”要转化为“实际”，却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权力角逐。

公元前1340年（按仲丁在位九年推算），仲丁去世，由于生前未明确立储，商朝的王位继承瞬间陷入真空。当时的竞争者主要有两类：一是仲丁的儿子们，虽年幼但有“父死子继”的传统支撑；二是以外部为代表的仲丁弟弟们，他们成年已久，在仲丁统治时期或参与朝政、或镇守封地，已积累了可观的势力。其中，外壬的优势尤为明显——他在仲丁迁都嚣地时，负责统筹民力调配与物资运输，借此拉拢了一批管理民政与后勤的官员；同时，他与都城嚣的部分军队将领关系密切，掌握了一定的军事力量。

面对其他兄弟的竞争，外壬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策略。对支持自己的贵族与官员，他承诺继位后给予封地与爵位；对持观望态度的势力，他通过赠送青铜礼器、奴隶等贵重物品进行拉拢；对明确反对自己的弟弟（如稍后争夺王位的河亶甲），他则凭借军事优势进行压制，迫使对方暂时退让。最终，外壬在新都嚣的宗庙中举行了继位仪式，正式成为商朝第十一任君主，后世追谥其为“商思王”——“思”在谥号中暗含“追悔、忧虑”之意，隐约暗示了他统治时期的困境与争议。

然而，外壬的继位方式从根源上破坏了商朝的继承秩序。在此之前，商朝虽存在“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两种模式，但多遵循“先子后弟”“长幼有序”的潜规则，且需经过贵族会议的认可。而外壬的继位，本质上是“以势力定胜负”，既未优先考虑仲丁的子嗣，也未完全遵循“长幼”顺序，这就为后续其他王族成员以“武力争夺王位”提供了先例。正如《史记·殷本纪》中“帝仲丁崩，弟外壬立，是为帝外壬”的简短记载背后，潜藏着商朝继承制度崩塌的危机，这场危机将在后续百年间演变为“九世之乱”，彻底动摇商朝的统治根基。

外壬继位后，首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稳定因权力争夺而动荡的政局。当时，反对他的王族势力仍未平息——弟弟河亶甲在东南封地积蓄力量，暗中联络不满外壬的贵族；仲丁的部分旧臣也对这位“非顺位”继位的君主心存疑虑，朝堂内部暗流涌动。为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外壬选择了“妥协”策略：一方面，他承认河亶甲对东南封地的实际控制权，允许其在封地内拥有独立的税收与军事权力；另一方面，他对仲丁的子嗣予以优待，将王室控制的部分农田与奴隶分封给他们，以安抚仲丁旧部。

这种妥协在短期内缓解了内部矛盾，新都嚣的秩序逐渐恢复，但从长远来看，却为商朝的统治埋下了更大的隐患。首先，它打破了“王室集权”的传统——此前，商王对地方封地拥有绝对控制权，诸侯与王族封地的税收、军队均需服从王室调配，而外壬的妥协让河亶甲等势力成为“半独立”的割据力量，后续君主再想收回权力难如登天。其次，它加剧了继承制度的混乱——外壬通过“妥协”获得王位，让其他王族成员意识到“只要有势力，就能争夺王位”，此后每一次君主更替，都可能引发一场血腥的权力斗争。

继承秩序的崩塌很快传导至政治、军事与经济层面。政治上，贵族们开始“选边站队”，不再绝对忠于王室，而是依附于有实力的王族成员，朝堂逐渐形成多个派系，政令难以统一；军事上，王室直接控制的军队规模不断缩减，部分军队将领倒向地方割据势力，导致商朝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大幅下降；经济上，地方封地对王室的贡赋日益减少，河亶甲等势力甚至截留本该上缴王室的粮食与财物，使得王室财政陷入困境，难以支撑都城建设与军队维护。

更严重的是，诸侯们敏锐地察觉到商王室的衰落。此前，商朝在太戊、仲丁时期，凭借强大的国力与权威，诸侯们需按时朝贡、出兵助战；而外壬统治时期，王室内部自乱阵脚，对诸侯的管控力急剧减弱，部分诸侯开始以“天灾”“内乱”为由拖延或拒绝朝贡，甚至与周边部落结盟，隐隐有脱离商王室控制的趋势。这种“诸侯离心”的现象，进一步削弱了商朝的政治威望，形成“王室内乱—诸侯离心—国力衰退”的恶性循环，商朝从此彻底告别“太戊中兴”的辉煌，步入“中衰”的轨道。

关于外壬的在位年限，史料记载存在差异：《竹书纪年》称其“在位十五年”，而部分后世文献（如《通志·三王纪》）则记载为“在位十年”。现代史学研究结合甲骨文卜辞中“外壬年祀”的记录，倾向于“十五年说”——卜辞中提及外壬时期的祭祀活动延续至“十五年”，且有“外壬十五祀，作册般铭”的记载，佐证了其在位时间较长。公元前1325年（按在位十五年推算），外壬因病去世，由于他生前未能解决继承制度的根本问题，其去世后，河亶甲立即发动军事行动，夺取王位，商朝的内乱进一步升级。此外，由于外壬统治时期王室衰落，丧葬规格远不及前代君主，其葬地也未留下明确记载，至今仍是考古学界未解之谜。

外壬继位初期，除了内部的继承危机，外部的诸侯叛乱也接踵而至。其中，姺国与邳国的叛乱最为严重，这两个与商王室渊源深厚的侯国，公然举起反旗，成为压垮外壬统治的又一根稻草。

先看姺国。姺国的国民是有莘氏的后裔，而有莘氏与商朝的关系可追溯至商汤时期——商汤曾娶有莘氏之女为妃，有莘氏的贤臣伊尹（一说伊尹是有莘氏的奴隶）更是辅佐商汤灭夏建商的开国功臣。因此，自商朝建立以来，有莘氏一直是商王室最核心的盟友，姺国作为有莘氏的封地，也长期享有商王室的优待：不仅拥有较大的自治权，还能获得王室赏赐的青铜、奴隶与农田。在太戊、仲丁时期，姺国始终忠诚于商王室，按时朝贡，甚至在仲丁抵御蓝夷入侵时出兵相助。

但到了外壬统治时期，姺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一方面，商王室的衰落让姺国失去了依附的底气——此前，姺国依靠王室的权威，在周边部落中保持优势地位；而外壬时期，王室内乱不断，已无力为姺国提供保护，姺国为求自保，开始寻求独立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姺国在长期的发展中，势力逐渐壮大，其封地涵盖今山东曹县至河南商丘一带，土地肥沃、人口众多，具备了与商王室抗衡的实力。当外壬因内部矛盾焦头烂额时，姺国国君认为时机成熟，便以“外壬继位非法”为由，宣布不再向商王室缴纳贡赋，正式发动叛乱。

再看邳国。邳国的渊源比姺国更为久远，其先祖是夏朝的车正奚仲——奚仲是夏禹时期的重臣，因发明马车、主持交通建设而深受夏禹信任，被封于邳地（今江苏邳州一带）。夏朝末年，邳国转而依附商汤，其首领仲虺（奚仲的后代）曾担任商汤的左相，辅佐商汤制定灭夏战略，是商朝的开国元勋之一。因此，邳国在商朝前期地位极高，享有“世卿世禄”的特权，其国君可直接参与商朝的朝政决策，且拥有一支独立的军队。在太戊中兴时期，邳国积极配合王室的政策，推广农耕技术，参与边境防御，是商王室在东方的重要屏障。

邳国的叛乱，同样源于对商王室衰落的判断。外壬继位后，商朝的政治混乱与军事削弱，让邳国国君意识到“依附王室已无利可图”。当时，邳国的势力范围已扩展至淮河中下游地区，控制了重要的水上贸易通道，经济实力雄厚；同时，邳国与东南方的夷族部落建立了联系，获得了外部支持。在姺国叛乱后，邳国国君认为“商王室无力镇压两线叛乱”，便迅速响应姺国，宣布叛乱——不仅停止朝贡，还出兵攻占了商朝在东方的两个据点，掠夺了大量粮食与物资。

姺、邳两国的叛乱，对处于内忧中的商朝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外壬曾试图组织军队镇压，但此时的商朝军队已因内部动荡而战斗力锐减：部分军队被河亶甲等势力控制，不愿服从王室调遣；剩余的王室军队缺乏粮草与装备，士兵士气低落。多次镇压行动均以失败告终，甚至有将领在战场上倒戈，投靠姺、邳两国。外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境——朝堂上，官员们或沉默不语，或建议“迁都避祸”；都城内，百姓因战乱与赋税加重而怨声载道；边境上，姺、邳两国的军队仍在不断推进，威胁新都嚣的安全。

就在外壬束手无策、商朝濒临崩溃之际，一个名为“大彭国”的诸侯国挺身而出，出兵帮助商朝平定了姺、邳两国的叛乱，为外壬统治赢得了短暂的喘息之机。

大彭国的历史可追溯至尧舜时期，其先祖是上古部落首领彭祖。据《国语·郑语》记载，彭祖是“祝融之后”，因擅长养生、治水而闻名，在尧舜时期被封于彭地（今江苏徐州一带）。夏朝时期，大彭国已发展为东方的强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广阔的封地，是夏朝在东方的重要属国。商朝建立后，大彭国选择归附商王室，凭借悠久的历史与雄厚的实力，成为商朝“外服”诸侯中的核心力量——其国君不仅享有“不向王室缴纳贡赋”的特权，还被商王任命为“东方诸侯之长”，负责协调东方诸侯与王室的关系。

大彭国之所以愿意出兵援救商朝，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唇亡齿寒”的战略考量——大彭国与姺、邳两国相邻，若姺、邳叛乱成功，脱离商王室控制，必然会向外扩张，威胁大彭国的安全；而帮助商王室平定叛乱，既能削弱姺、邳两国的势力，又能巩固大彭国“东方诸侯之长”的地位。二是与商王室的传统友谊——自商汤时期起，大彭国便与商王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商王太戊曾亲自接见大彭国国君，赏赐其大量青铜与奴隶；仲丁时期，大彭国也曾出兵协助商朝抵御蓝夷入侵，双方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

当时的大彭国，正值国力鼎盛时期。在彭祖（此处的“彭祖”并非单指个人，而是大彭国历代国君的统称，民间传说“彭祖活八百岁”，实际是大彭国存在约八百年的象征）的治理下，大彭国农业发达，水利设施完善，粮食储备充足；手工业尤其是青铜铸造业水平高超，能打造大量先进的兵器；军队规模庞大，且士兵训练有素，擅长步兵与战车协同作战。当外壬向大彭国求援后，大彭国国君迅速做出决定，派遣一支由战车、步兵组成的联军，前往商朝镇压叛乱。

大彭国军队的介入，彻底改变了战局。面对装备精良、战术娴熟的大彭国军队，姺、邳两国的叛军很快陷入被动——姺国军队擅长步兵作战，但缺乏战车支援，在大彭国的战车冲击下节节败退；邳国军队虽有战车，但数量远不及大彭国，且士兵战斗力差距明显。经过数月激战，大彭国军队先后击败姺、邳两国的主力，收复了被攻占的据点，并包围了两国的都城。最终，姺、邳两国国君被迫投降，承诺继续向商王室朝贡，并赔偿叛乱造成的损失。

大彭国平定叛乱后，外壬对其给予了极高的赏赐——不仅将姺、邳两国的部分封地划归大彭国，还授予大彭国国君“伯”的爵位（商朝诸侯的最高爵位），允许其在东方诸侯中享有“先斩后奏”的权力。这场援救，虽暂时缓解了商朝的外部危机，但也暴露了商王室的衰弱——一个曾经强大的王朝，竟需依赖诸侯国的力量才能镇压内部叛乱，这进一步削弱了商王室在诸侯中的权威。

外壬统治的十五年，是商朝由衰转乱的关键时期。他的继位开启了“以势力争王位”的先例，引发了持续百年的“九世之乱”；他的妥协政策破坏了王室集权，导致诸侯离心；他无力应对姺、邳叛乱，只能依赖大彭国援救，尽显王室的软弱。尽管外壬试图维持商朝的稳定，但他的决策始终未能触及危机的根源，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王朝在混乱中不断沉沦。他的统治，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商朝继承制度缺陷与王室衰落的集中体现，为后续商朝的进一步动荡埋下了不可逆转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