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关于五帝的说法

学完了地皇神农炎帝后，远古三皇时期的历史算是翻篇过去了，AI系统学习软件又把我带入到了“五帝时代”的学习中来。

　　首先，AI向我提供了以下信息：

　　在华夏文明的话语体系中，“五帝”并非自诞生起就指向明确的历史人物，其概念经历了从“神性天帝”到“人间古帝”的漫长演变，背后折射出早期先民对宇宙秩序的认知与对民族历史的建构过程。

　　追本溯源，“帝”字最初的含义与人间帝王无关，而是指代统御天地的至高神祇——五方上帝。这一概念源于上古先民的“五行五方”宇宙观，他们将天空划分为东、南、中、西、北五个方位，每个方位对应一位主宰神灵，合称“五方上帝”。此时的“帝”是纯粹的神性存在，承载着先民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与对宇宙秩序的想象，尚未与任何具体的人间历史人物产生关联。

　　直到战国时期，社会结构剧烈变动、思想文化空前繁荣（即“百家争鸣”），诸子百家为构建各自的政治理想与历史叙事，开始尝试将“神性天帝”与上古部落首领的传说相结合；另有观点认为，这一“人神结合”的过程迟至两汉时期才最终完成——无论是战国还是两汉，核心逻辑始终一致：通过将抽象的“五方上帝”附以具体的人间历史人物之名，让遥远的神灵与先民的先祖产生关联，从而强化族群的历史厚重感与文化认同感。这一转变，标志着“五帝”概念从“自然神学”向“历史叙事”的关键跨越。

　　早期关于“五方天神合称为五帝”的神话记载，以《周礼·天官》最为系统和权威。作为记录西周时期官制与礼仪的核心典籍，《周礼·天官·大宰》明确提出“祀五帝”的礼仪制度，并详细记载了五位天帝的名号与对应的方位属性：

　　东方青帝灵威仰：“青”对应东方的草木之色，象征春天的生机与万物复苏，“灵威仰”一词充满神性威严，暗含“神灵威严、普照东方”之意，是先民对东方自然力量的人格化想象。

　　南方赤帝赤熛怒：“赤”为南方的火焰之色，对应夏季的炎热与能量释放，“赤熛怒”中的“熛”指火焰燃烧的状态，“怒”则体现南方天帝的刚猛与炽热，象征夏季的旺盛生命力。

　　中央黄帝含枢纽：“黄”对应中央的土地之色，是五行中“土”的代表，“含枢纽”意为“包容万物、位居中央枢纽”，凸显中央天帝作为宇宙中心的核心地位，掌管着四方天帝的协调与万物的孕育。

　　西方白帝白招拒：“白”对应西方的霜雪之色，象征秋季的肃杀与万物成熟后的收敛，“白招拒”中的“招拒”有“招引收敛、拒止生机”之意，暗合秋季草木凋零、万物归藏的自然规律。

　　北方黑帝汁光纪：“黑”为北方的幽冥之色，对应冬季的寒冷与寂静，“汁光纪”中的“汁”可理解为“潜藏的生机”，“光纪”则指“记录时光流转”，象征冬季虽看似死寂，实则暗藏生机，为来年春天的复苏积蓄力量。

　　这些名号虽晦涩难懂，却精准反映了上古先民“观象授时”的认知逻辑——他们通过观察四季更迭、方位变化，将自然现象转化为具有人格化特征的神灵，再以“祀五帝”的礼仪表达对自然的敬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此时的“五帝”，仍是纯粹的神性符号，与人间历史无涉。

　　到了东汉时期，文学家王逸在为《楚辞·惜诵》作注时，对“五帝”的内涵进行了首次重要改造——他将《周礼》中抽象的“五方天帝”替换为上古时期著名的部落首领，形成了“以人代神”的新“五帝”体系：东方太昊、南方炎帝、西方少皞、北方颛顼、中央黄帝。这一改造具有里程碑意义：

　　东方太昊：即伏羲氏，是先民传说中发明八卦、教民渔猎的始祖，将其对应东方青帝，既延续了“东方主生”的属性，又将“自然之神”与“人文始祖”结合。

　　南方炎帝：即神农氏，以尝百草、教农耕闻名，对应南方赤帝的“炽热生机”，完美契合炎帝“孕育农耕文明”的功绩。

　　西方少皞：传为黄帝之子，擅长治理西方部落，以鸟为图腾，将其对应西方白帝，既符合“西方主收”的方位属性，又融入了部落联盟的历史传说。

　　北方颛顼：黄帝之孙，以“绝地天通”（整顿祭祀秩序，区分人神界限）的功绩著称，对应北方黑帝的“潜藏收敛”，暗含其“规范社会秩序、沉淀文明成果”的意义。

　　中央黄帝：作为部落联盟的统一者，地位最为核心，对应中央黄帝“含枢纽”的属性，凸显其“华夏共祖”的核心地位。

　　王逸的这一注解，首次将“五帝”从“神灵世界”拉回“人间历史”，为后世“五帝”概念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时间推移，“五帝”的内涵进一步丰富，后世学者与典籍基于不同的历史视角和思想立场，增补出多种不同的“五帝”组合，这些组合大致可分为“神灵崇拜”与“历史人物”两大体系，其中“历史人物”体系的分歧最为显著。

　　首先从“神灵崇拜”体系来看，“五帝”的划分仍以“五行五方”为核心，不涉及具体的历史年代。战国末期吕不韦主持编撰的《吕氏春秋》（又称《吕览》），在其“十二纪”（按四季十二月编排的天文、历法、物候内容）中，明确将“五帝”定义为“主管四方、四时和五行之神”，其具体划分如下：

　　中央黄帝：对应五行中的“土德”，位居中央，不主具体季节，象征万物的根基与协调，是五位神灵的核心。

　　东方大皞：对应五行中的“木德”，主掌春季，故称“春帝”，其属性与草木生长、万物复苏的春季特征完全契合。

　　南方炎帝：对应五行中的“火德”，主掌夏季，故称“炎帝”，象征夏季的炎热与生命的旺盛。

　　西方少皞：对应五行中的“金德”，主掌秋季，故称“白帝”，暗含秋季肃杀、万物成熟归藏之意。

　　北方颛顼：对应五行中的“水德”，主掌冬季，故称“黑帝”，象征冬季的寒冷与生机的潜藏。

　　这种划分方式完全以“自然秩序”为核心，不考虑人物的历史年代先后，本质上是对上古“五方上帝”神话的延续与改造，只是将抽象的神灵名号替换为更具人文色彩的部落首领名称，体现了“神性”与“人性”的初步融合。

　　而在“以历史人物为核心”的“五帝”体系中，由于学者对“上古杰出帝王”的选择标准不同（有的侧重“文明开创”，有的侧重“部落统一”，有的侧重“道德典范”），衍生出多种差异显著的组合。这些组合虽各有不同，但均以“记录上古历史、确立华夏先祖谱系”为核心目标，具体可梳理为以下几类：

　　一、最具权威性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组合。

　　这一组合因被多部核心典籍采用，成为后世最主流的“五帝”说法，其核心依据如下：

　　《世本》：作为中国最早的史书之一，《世本》专门记载上古帝王、诸侯的世系与事迹，明确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列为“五帝”，构建了一条从黄帝到舜的连续先祖谱系。

　　《大戴礼记》：西汉戴德编撰的儒家经典，在《五帝德》篇中，通过孔子与弟子宰我的对话，详细阐述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品德与功绩，将五人塑造为“德治天下”的道德典范，进一步巩固了这一组合的儒家正统地位。

　　《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广泛参考《世本》《大戴礼记》等典籍，经过严谨考证，最终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列为“五帝”，并以其为开篇。由于《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崇高地位，这一组合成为后世最公认的“五帝”版本，深刻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叙事。

　　二、侧重“文明开创”的“伏羲、炎帝、黄帝、少皞、颛顼”组合。

　　这一组合以《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为代表，其特点是将“三皇”中的伏羲（大皞）纳入“五帝”体系，更强调“文明起源”的脉络：

　　《礼记·月令》：作为儒家经典《礼记》的重要篇章，《月令》按四季十二月记录天文、物候与礼仪，其中提到的“五帝”为大皞（伏羲）、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伏羲作为“发明八卦、教民结网渔猎”的始祖，炎帝作为“教民农耕、尝百草”的开拓者，黄帝作为“统一部落、发明器物”的领导者，三人共同代表了华夏文明从蒙昧到开化的关键阶段；少皞与颛顼则代表了文明的延续与发展，这一组合更注重“文明演进”的逻辑。

　　《吕氏春秋》：其“十二纪”中的“五帝”划分与《礼记·月令》基本一致，只是将“大皞”写作“太昊”，本质上是对同一历史人物的不同称谓，进一步强化了“以文明开创者为核心”的“五帝”叙事。

　　三、以“少皞为开端”的“少皞、颛顼、帝喾、尧、舜”组合。

　　这一组合以《尚书序》（伪古文《尚书》的序言，作者不详，成书于魏晋时期）和《帝王世纪》为代表，其核心是将少皞（少昊）置于“五帝”之首，替代了传统组合中的黄帝：

　　《尚书序》：作为解读《尚书》的重要文献，《尚书序》开篇即提出“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其中“五典”对应的“少昊、颛顼、高辛（帝喾）、唐（尧）、虞（舜）”，便是这一“五帝”组合的源头。

　　《帝王世纪》：西晋皇甫谧编撰的上古史专著，在《尚书序》的基础上，进一步详细记载了少皞、颛顼、帝喾、尧、舜的生平事迹，将少皞描述为“黄帝之子，以鸟名官，治理西方”的重要首领，赋予其“五帝之首”的正统地位。

　　由于《尚书》作为儒家“五经”之一的崇高经书地位，这一组合在魏晋以后的史籍中也被广泛采用，成为与《史记》版本并列的重要“五帝”体系。

　　其他非主流“五帝”组合

　　除上述三类主流组合外，不同典籍还记载了一些非主流的“五帝”划分，进一步体现了“五帝”概念的多元性：

　　《战国策》：以“羲（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这一组合直接将“三皇”中的伏羲、神农纳入，更侧重“华夏文明的奠基者”，忽略了颛顼、帝喾等中间环节。

　　《资治通鉴外纪》：北宋刘恕编撰的《资治通鉴》补充读物，以“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为五帝，删除了传统组合中的“舜”，将“尧”作为“五帝”的终结，更注重“部落联盟时期的连续性”。

　　这些不同的“五帝”分法，看似混乱，实则背后有着清晰的逻辑——每一种组合都基于特定的历史视角，选取不同历史时期内最具代表性的杰出帝王：有的侧重“道德典范”（如《史记》版的尧、舜），有的侧重“文明开创”（如《礼记》版的伏羲、炎帝），有的侧重“部落传承”（如《尚书序》版的少皞、颛顼）。正是这种“各取其长”的选择，使得“五帝”概念能够不断适应不同时代的文化需求，成为华夏历史叙事中极具弹性的核心符号。

　　尽管“五帝”的组合多种多样，但从历史影响力来看，最终还是以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说法为准。其根本原因在于：

　　《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史料考证的严谨性、叙事逻辑的完整性远超其他典籍，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地位无可替代。

　　这一组合构建了一条从黄帝（统一部落联盟）到颛顼（整顿社会秩序）、帝喾（推行德治）、尧（禅让制开端）、舜（德治典范）的完整历史脉络，既涵盖了部落统一、文明发展的关键阶段，又体现了“德治”“禅让”等儒家核心价值观，完美契合了后世对“上古盛世”的想象。

　　以黄帝为开端的“五帝”谱系，将华夏民族的共同先祖追溯至黄帝，强化了“炎黄子孙”的身份认同，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文化纽带。

　　从“五方上帝”到“人间五帝”，从多元组合到《史记》定论，“五帝”概念的演变过程，本质上是华夏民族构建自身历史叙事、强化文化认同的过程。它不仅记录了先民对宇宙秩序的认知与对上古历史的记忆，更成为中华文明“敬天法祖”“崇德尚贤”精神的重要载体，深刻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