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未事变 下

当时日本遭到了国际舆论的谴责，面临巨大压力；朝鲜国内的儒臣如李建昌、崔益铉等纷纷上疏，称“日本人虽异于廷臣，外臣亦臣也，果有其犯，独不可以伏我法乎？”并要求诛杀那些与日本合作的朝鲜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和朝鲜亲日政权为挽回局面，收买人心，不得不做出让步。1895年10月10日，日本政府派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村寿太郎赴朝鲜“调查”真相，在感到事情已经彻底泄露、无法再掩人耳目的情况下，日本于10月17日解除了三浦梧楼的公使职务，以小村寿太郎为代理公使，并于10月18日和22日对三浦梧楼、冈本柳之助、楠濑幸彦、杉村濬等56名日本浪人和公使馆职员下达“退韩”命令，利用日本在朝鲜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将他们逮捕并押回日本审判。由于这些浪人绝大多数出身九州，因此由广岛地方法院以“谋杀”、“暴徒聚众”等罪名对三浦梧楼等48人其提出公诉，楠濑幸彦等8名军人则由广岛军法会议收审。日本又以井上馨为慰问使，于10月底访问朝鲜。在日本的指示下，朝鲜金弘集亲日内阁不得不取消了高宗的称帝及立后的计划，并于11月26日（阴历十月十日）将闵妃复位，5天后将隐瞒了近两个月的闵妃死讯公诸于众，准备举行国葬。另外，为了给日本人开脱罪名，并缓解国内外压力，亲日政权假惺惺地对几个朝鲜人作了审判。朝鲜人重要合作者禹范善、李斗璜等闻讯后逃往日本，因此亲日政权只能抓几个边缘人物做替罪羊。1895年12月30日，朝鲜高等裁判所对前军部协办李周会、日本公使馆通译朴铣、训练队参尉尹锡禹进行审判，查出李周会指挥暴徒作乱，朴铣刀砍闵妃，尹锡禹擅自埋闵妃尸骨且不报告，均被处以绞刑。[49]而日本方面则以朝鲜已审出主谋为朝鲜人，且三浦梧楼谋杀“证据不足”为由，于1896年1月20日将凶手们全部判无罪释放。三浦等人被释放时，还受到日本国民如凯旋将军般的欢迎待遇。

最终结果

尽管日本人和朝鲜亲日政权用尽各种办法缓解舆论、收买人心，但已无济于事。朝鲜国内已经动荡不安，1895年11月28日发生亲俄派企图夺取政权的“春生门事件”，随后又有许多百姓喊出“为国母报仇”的口号而掀起义兵运动，金弘集内阁摇摇欲坠。1895年12月30日所颁布的“断发令”更是激起了朝鲜全国人民反日反政府的怒潮。李范晋、李完用等亲俄分子见形势急转直下，已对日本十分不利，于是请来俄国的援助，于1896年2月11日诱使高宗李熙逃往俄国公使馆避难，史称“俄馆播迁”。同日，高宗以涉嫌谋杀闵妃为由，下令逮捕金弘集、俞吉濬、赵羲渊、郑秉夏、张博等“逆贼五大臣”，并重新调查乙未事变。俄馆播迁以后，日本慑于俄国威势，不得不有所收敛，其在朝鲜的地位迅速下降，朝鲜也重新出现亲俄政权。乙未事变虽然使日本暂时拔掉了闵妃这个眼中钉，但其最终结果并没有使日本如愿控制朝鲜，反而是使日本丧失了甲午以来在朝鲜建立的优势地位，外交陷入被动状态，导致俄国趁虚而入，扩张势力，日、俄两国在朝鲜的争夺复杂化，并埋下了日俄战争的种子。

1897年10月12日，高宗正式称帝，改国号称“大韩帝国”，闵妃被追封为皇后。11月6日，定闵氏谥号为“明成皇后”。11月21日，为明成皇后举行国葬，厚葬于洪陵。

双方观点

朝鲜半岛

针对乙未事变的认识和观点，日本和朝鲜半岛长期以来存在巨大分歧，尤其是主谋者问题更是众说纷纭，这也是整个事件的根本性问题。朝鲜王朝在1896年“俄馆播迁”以后，重新调查乙未事变，受到国内政治斗争和顾忌国际关系的影响，在其调查结果《开国五百四年八月事变报告书》中得出了金弘集等“逆贼五大臣”是主谋，日本人是直接行凶者的结论，事实上金弘集根本就没有参与乙未事变，这显然是掌权的亲俄派对亲日派的清算，所以《开国五百四年八月事变报告书》的影响仅限于朝鲜统治阶级，而民间则普遍认为日本人及其政府才是乙未事变的幕后真凶，而不仅仅是三浦梧楼，正如朴殷植所指出的那样：“三浦者武官退职而非外交家也……三浦者不过代表其国而牺牲其名也”。举例子来说明问题，乙未事变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后来在1909年被韩国“义士”安重根刺杀，安重根在受审时列出了伊藤博文所谓的十五项大罪，其中一项就是“弑杀明成皇后罪”。而乙未事变又是朝鲜近代史上全国性的反日义兵运动爆发的导火索，亦可看出当时的朝鲜人普遍认为日本是乙未事变的主谋。

1945年光复以后，乙未事变是日本主谋的观点在韩国得到确立。韩国中学国史教科书对乙未事变这样解释道：“明成皇后被认为是妨碍日本侵略朝鲜的人物，因而日本公使动员日军和日本恶棍侵入宫阙，犯下了弑害明成皇后的蛮行，是为乙未事变（1895年）。”而且日本政府主导乙未事变的观点随着民族主义的盛行而越来越深入人心，即乙未事变是作为日本政府对朝鲜侵略政策的一环而导致的结果，并非三浦梧楼的个人独断而偶然发生的。尽管日本政府是杀害闵妃幕后真凶的观点在当代韩国已经常识化，但是由于尚未发现日本政府参与的直接资料，因此韩国学术界也只提出了三浦主谋说和井上馨主谋说这两种观点，但是仍在努力寻找日本政府介入乙未事变的证据，并偶尔找到日本政府介入的蛛丝马迹，韩国方面认为这是由于日本隐瞒资料所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于乙未事变的观点与大韩民国基本一致，也认为日本是乙未事变的主谋。2010年10月7日乙未事变115周年之际，朝鲜历史学会发表文章，谴责“乙未事变是侵害朝鲜自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日本国家恐怖犯罪”，指出日本政府是杀害闵妃的主谋，并形容乙未事变是“极恶无道的”、“野兽的”、“反人伦的”犯罪行为。[54]总之，乙未事变无疑是朝鲜半岛的国耻，不管闵妃生前功过如何，她是朝鲜王朝的国母，而堂堂一国国母竟在自己宫中被外国人残忍杀害，这给朝鲜民族留下的伤痕是难以磨灭的。

日本

日本在乙未事变后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不得不承认日本人参与了乙未事变，并将三浦梧楼等56名日方涉案者进行形式上的审判，结果是因证据不足而无罪释放。这说明日本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承认日本人是乙未事变的主谋。在日本当事人留下的著作中，几乎都把乙未事变的责任转嫁给朝鲜的大院君和训练队，自己只是起辅助作用而已。时任日本公使馆书记的杉村濬坚持认为三浦没有策划暗杀闵妃，并说：“因为当时一般人的感情，是对王妃的所作所为非常气愤的……所以一旦起事，壮士们的怨愤集中到王妃身上是不可避免的。……杀害只是伴随着主要事件乘势发生的附带事件而已。”[55]参加过乙未事变的《汉城新报》记者菊池谦让说：“依大院君的指挥命令所行之朝鲜政变，由日本人负其全责，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三浦梧楼在他的回忆录中只说他与大院君联手为朝鲜“改革”发动政变，但只字不提闵妃被杀的事实，还说：“我辈行为之是非，恐唯上天照临而已！”

除了歪曲事实，日本还长期避免在公众场合谈及乙未事变，比如在朝鲜总督府编纂的《朝鲜史》中，写到乙未事变前夕就截止了。而田保桥洁著、朝鲜总督府出版的《近代日鲜关系之研究》也没有涉及乙未事变。日本历史教科书也长期回避乙未事变，致使许多日本人对乙未事变非常陌生。这甚至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这种状况，直到1988年日本作家角田房子的纪实文学《闵妃暗杀》一书问世，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角田房子在这部书中明确指出以日本公使三浦梧楼为首的日本人才是杀害闵妃的策划者和执行者，详细记录了闵妃被杀前前后后的经过。角田房子说：“在韩国谁都知道的事件，在加害国日本却不被知晓。”《闵妃暗杀》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一方面掀起了很大争议，超出了事先有心理准备的角田本人的预料；另一方面给日本人民普及历史真相，乃至对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编写都产生一定影响。随着越来越多的日本人知道那段历史的真相，一些反思活动也出现了。2005年，有乙未事变凶手子孙来韩谢罪。[59]2007年，由日本教师组成的“思考明成皇后之会”来韩国，表示：“为了给日本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让他们知道教科书中所没有的历史真相，我们成立了这个聚会，还是为了向韩国人表达谢罪之意。”[60]2009年，日本朝日电视台破例播出关于乙未事变的新闻报道，并在日本网络引发了很大争议。今天“大院君主谋说（或大院君与三浦合谋）”和“三浦主谋说”是日本关于乙未事变的两种主流解读，但即便是日本的“三浦主谋说”，也与韩国主流观点有较大差异。因此乙未事变是日本和朝鲜半岛遗留的历史争议话题，双方达成共识还有很长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