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未事变 上

乙未事变

历史背景

在世界近代史上，朝鲜半岛一直是各大国争夺的重点地区，乙未事变也是朝鲜半岛大国竞争的必然结果和重要体现。1895年，朝鲜的原宗主国——清朝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被日本打败，日本得以控制朝鲜。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后将原先执政的亲华的朝鲜王妃——闵妃赶下台，扶植以金弘集为首的朝鲜亲日政权，实行“甲午更张”，表面上是要帮助朝鲜实现近代化，实则加紧对朝鲜的控制，着手实施将朝鲜变为“保护国”的措施，朝鲜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日本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扩张，引发了俄罗斯帝国的不满。沙皇俄国早已对朝鲜垂涎三尺，而日本对朝鲜的觊觎妨碍了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俄国开始对日本强力反弹，先是发起“三国干涉还辽”，逼迫日本将《马关条约》中清朝割让的辽东半岛归还清朝，然后通过其驻朝公使韦贝尔开始了对朝鲜政治、经济的渗透，日俄两国在朝鲜的对立和倾轧逐渐加剧。

朝鲜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成为了日俄两国争夺朝鲜的前台戏。当时朝鲜虽然由亲日政权控制，但失势的闵妃并不善罢甘休。闵妃集团原来在清朝控制时期，就有亲俄的倾向，比如两次朝俄密约事件等，到了甲午战争中清朝势力被日本逐出朝鲜，闵妃对清朝完全失去了依附的信心，又看见俄国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中对日本的威慑力，便彻底投向俄国，准备引入俄罗斯的势力来牵制日本。闵妃成立了贞洞俱乐部，以召开宴会为名联络和拉拢俄国为首的西方各国驻朝公使；同时纠合朝中的反日大臣，如李范晋、李完用、朴定阳、沈相薰、安駉寿等，重新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称为“贞洞派”，伺机夺回政权。闵妃常对人说：“日本人和闵氏势不两立，就是丢失若干土地给其他国家，也要报日本这个仇。俄罗斯是世界的强国，日本不能相比，而且有保护君权的条件，可以依赖。”[1]1895年5月，闵妃利用亲日派内部金弘集和朴泳孝的不睦，支持内部大臣朴泳孝，迫使内阁总理大臣金弘集下野。随后，1895年7月6日（农历乙未年闰五月十四日），闵妃在俄国公使韦贝尔的协助下，以朴泳孝谋杀闵妃为由，发动宫廷政变，解散亲日内阁，赶走朴泳孝，建立了以贞洞派为核心的亲俄政府，又一次掌握政权。

起初，在三国干涉还辽发生和闵妃势力抬头时，日本对朝鲜采取的是以退为进的怀柔政策（即所谓“文治主义”）。1895年6月4日，日本伊藤博文内阁决议对朝鲜实施“不干涉政策”，6月7日，在朝鲜不可一世的日本公使井上馨归国，研究对朝政策。他在日本滞留期间，做出两项重要决定，都与后来的乙未事变有着莫大的关联。第一件事是赠给朝鲜300万日元，借以收买朝鲜王室。7月2日，井上馨提出了这项建议并极力主张，但日本朝野均不赞同，井上馨甚至以辞职相要挟，要求通过这项建议。7月11日，日本内阁终于同意井上馨所谓300万元“寄赠金”的主张，但必须付诸8月召开的临时议会讨论通过方可实行。1895年7月14日，井上馨回朝鲜续任，7月21日抵达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4天后与其夫人谒见朝鲜君主李熙（朝鲜高宗）及闵妃，“骤改前态，以温言和气对遇韩人”。[3]井上馨采取“宫中政略”，给高宗进献了价值6000元的礼物，井上夫人给闵妃进献了价值3000元的礼物，并在高宗和闵妃面前大谈日朝友好，并承诺赠与朝鲜300万元，其中100万元归王室，其余钱用于铺设京仁铁路。闵妃似乎也缓和了对日本的态度，强调当年她主张对外开放、在签订《江华条约》前后穿针引线的作用。但是，临时议会宣告取消，日本政府抛弃了寄赠金的计划，井上馨的300万元承诺成了空头支票，日本在朝鲜的处境更加尴尬。这也使闵妃更加亲俄排日，继续排挤鱼允中、俞吉濬、金嘉镇等亲日大臣，还准备赦免在甲午更张时获罪的闵泳骏等闵氏族人并委以重任，甚至计划将咸镜道某港口租借给俄国。[5]寄赠金计划的失败标志着日本对闵妃怀柔政策的彻底破产。

井上馨在日本所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推荐右翼军人——三浦梧楼出任朝鲜公使。三浦梧楼是一个坚定的“国权主义者”，属于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强硬派，同时他又是预备役陆军中将，是典型的军人作风，没有任何外交履历和朝鲜问题的经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日朝关系如此微妙的时刻，被井上馨荐举为驻朝公使并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是大大出人意料的。另外，日本右翼势力的呼吁也是三浦梧楼出任驻朝公使的一个重要因素。三浦梧楼被荐举是在朴泳孝事件发生以后的事，开始他以“本人是一名军人，不懂外交”为由推辞，其后在7月11日向政府提出了对朝三条方案，要求政府选择，第一是日本独自支配朝鲜，第二是日本与他国共保护朝鲜，第三是与日本与俄国分割占领朝鲜，并且他认为第一条方案“最公明正大”但是日本政府没有给他明确的答复，于是他又拒绝出任驻朝公使，后来他与内阁达成了某种妥协，于1895年7月19日接受了驻朝公使的任命，8月17日正式下达委任状。日本政府究竟采纳哪条方案不得而知，但从后来发生的乙未事变来看，应该是第一条无疑。而三浦梧楼任驻朝鲜公使，说明日本政府已经放弃怀柔政策，决定对闵妃采取强硬措施。

300万元寄赠金和三浦梧楼出任公使都是乙未事变前夕的重要背景，这两者与乙未事变之间的关系，可以从1895年9月5日井上馨向政府的一份电报中的一句话窥见：“本件（寄赠金之件）早就向朝鲜国王和王妃允诺过，如果此事得不到落实，将会使后任者（三浦梧楼）无立足之地。”这句话暗示了如果日本的怀柔政策破产，那么三浦梧楼将可能根据事态变化采取非常手段。而这两个举措都是井上馨做出的，甚至在三浦梧楼抵达朝鲜（9月1日）后过了17天，井上馨才离开，这么长的交接时间是极不符合外交惯例的，而他走后仅过20天就发生了乙未事变。所以当代韩国史学界许多学者都认为井上馨与乙未事变脱不了干系，而崔文衡等韩国历史学家更是指出井上馨才是乙未事变的主谋。

准备过程

1895年9月1日，三浦梧楼来到朝鲜首都汉城，接替井上馨就任日本驻朝公使。三浦赴任前，就与玄洋社、熊本国权党等右翼侵略主义团体碰头，并带了两个精通朝鲜问题的右翼分子赴任，他们分别是武田范之和月成光，前者曾加入间谍组织天佑侠，在朝鲜甲午农民战争期间进行阴谋活动，后来又在日韩合并时做出很大“贡献”；后者则是玄洋社的核心成员，也是朝鲜问题专家，参加了乙未事变。三浦还带了一个右翼政客柴四郎作为幕僚前往朝鲜，此人同样是乙未事变的重要参与者。

三浦赴任后，拜见朝鲜高宗和闵妃，对闵妃说：“外臣久在武职，驱驰阵马而无功。苟无陛下召见，将终年坐赏汉城的风月。况外臣信佛，自写经文以祈世之安泰，希望净写一部观音经，以供王后陛下御览。”[11]于是，闵妃对其左右戏称三浦为“金刚山一僧”，三浦本人对外自称是佛教之“参禅僧”，每日在公使馆闭门不出，读经诵诗，“读经公使”之名也就传开了。[12]其实，这一切都是假象。三浦上任后，便积极和日本公使馆书记杉村濬、浪人冈本柳之助以及《汉城新报》（日本驻朝公使馆机关报纸）社长安达谦藏等人密谋采取非常手段打开朝鲜局面的问题。当时汉城的公使馆、日本新闻记者一致把俄国影响的增长归罪于闵妃，认为靠通常的外交手段已不能阻止俄国势力的发展，“只有采取非常手段”，“除去王室的核心和代表人物闵后”，才能使朝鲜王室和俄国公使韦贝尔的联系“一刀两断”，三浦梧楼也“早已着眼于谋取除去这一祸根”。

从1895年9月20日开始，谋杀闵妃的计划开始具体制订。三浦梧楼等人在策划谋杀闵妃时，将这一计划称为“狐狩”，这一名称可能来自亡命日本的朴泳孝。[14]计划在1895年10月10日举事，暗杀闵妃。三浦的手下柴四郎和安达谦藏等人则负责四处纠集在汉城的日本浪人，作为暗杀闵妃的主力，而这些浪人（大陆浪人），基本上是玄洋社和熊本国权党等右翼团体出身。当时参与这一事件的日本人并非无赖之徒，许多还是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具有一定社会地位。比如冈本柳之助是日本的炮兵少佐，也是朝鲜宫内府的顾问官；国友重章是《汉城新报》主编；安达谦藏是《汉城新报》社长，后来还跻身内阁；柴四郎甚至还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经济学后回国，作为撰著《佳人之奇遇》等政治小说的作家声名远播。参与暗杀闵妃的其它日本人还有日本公使馆书记杉村濬、日本陆军中佐兼朝鲜军部顾问楠濑幸彦、日本领事官补堀口九万一等人，他们中许多人混迹朝鲜多年，所有参与者都希望能够击退俄国势力，恢复日本在朝鲜半岛的统治地位，这些日本人参与者的心态可以这样描述：“俄国势力滔滔侵入朝鲜半岛的根源，实养成于宫廷中一女性闵妃一颦一笑之间。不知道可怕的东亚之祸源正培养于其处，她一心驱除日本之势力，毫不介意可怕的将来之祸。救东亚、救朝鲜的眼前唯一之捷径就是埋葬闵妃。杀掉闵妃！埋葬闵妃！这是当时留居京城（汉城）志士的呼声。”

只有日本人参与杀害闵妃肯定是愚蠢的计划，必须要朝鲜人配合，一方面可以充当向导，另一方面可以替日本掩盖真相。关于这一点，三浦梧楼等主谋迅速想到了闵妃的政敌——她的公公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大院君原本是一个反日派，1894年日本曾扶植他摄政，大院君却暗中准备驱逐日本人，东窗事发后被井上馨废掉，因此有人对与大院君联手表示异议，但三浦梧楼却说：“像现在这样放任不管，朝鲜就要逐渐被俄国夺去。大院君贪权反复，以后再研究制服他的办法，目前无暇顾及。”联络的大院君的任务交给了领事官补堀口九万一和与大院君私交甚笃的冈本柳之助。关于大院君是否主动参与，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记录。大部分史料都说大院君复仇心切，欣然应允，沦为了日本的工具。当时大院君在1894年11月因为反日行径暴露而被井上馨赶下台，此后隐居在汉城南郊龙山之孔德里，门可罗雀，荒草萋萋。而他的孙子李埈镕则因为杀害法务协办金鹤羽以及图谋夺取王位的嫌疑而被流放到乔桐岛（是年六月释放）。闵妃重新执政后，更加虐待大院君，派20名巡检严密把守孔德里别墅，以保护之名行囚禁之实。三浦梧楼正是利用大院君这种绝望的心理，以推翻闵妃集团相诱，使其就范；同时又提防大院君掌权后再次反日，因此拟出了四项协议，对其软硬皆施。经过多次碰头以后，10月5日，三浦派冈本柳之助前往孔德里拜见大院君，携带着拟好的四项协议，正式向大院君亮出条件：大院君辅佐国王，监督宫廷，内政均委托于政府，不得干涉；由金弘集、鱼允中、金允植等亲日分子组阁；将大院君的长子李载冕安插在宫廷任宫内府大臣；李埈镕留学日本三年。他们请求大院君出面“黜退闵族、肃正宫廷”，以维持朝鲜的改革。大院君看完后“眉棱上喜气跃跃”，甚至还在承诺书上亲笔签名。另一种说法是大院君是被迫同意的，比如朴殷植所著的《韩国痛史》就指出日本人前来引诱大院君，“大院君不肯者再三，终不克据义痛斥，而为彼傀儡”。另外据事后俄国公使韦贝尔在对本国政府的报告中称大院君被日本军人绑架，直到闵妃被杀前一直处于监禁状态[19]，也说明大院君是被挟持的。不管大院君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他都是乙未事变的重要参与者，也是这一事件中日本人的傀儡。

朝鲜训练队的解散成为乙未事变的导火索。井上馨走后，闵妃本就轻视三浦梧楼，更加肆无忌惮，朝鲜的局面也急速朝着亲俄的方向发展。朴泳孝主政时，创建了新式军队“训练队”，这支队伍共有两个大队（874人）的兵力，由日本人楠濑幸彦担任教官，计划以训练队来守护宫廷。而当时的王宫卫队则一直是闵妃的嫡系部队，不肯与训练队换防。闵妃赶走朴泳孝、重新掌握政权以后，于1895年7月17日将王宫卫队改编为“侍卫队”，从10月3日起不断挑唆手下的巡检与训练队发生冲突，互有伤亡；10月6日，警务厅又散布训练队夜里要来攻击的谣言。于是，闵妃以训练队多次无理攻击巡检为由，下令解散训练队。另一个传言就是闵妃不满足于排挤亲日派，还准备将金弘集等亲日派全部刺杀，将闵泳骏等外戚安插进政府。[20]这些传闻都使朝鲜的亲日派人人自危。10月7日上午，军部大臣安駉寿奉闵妃之命，前往日本公使馆通报了朝鲜政府关于解散训练队和闵泳骏入阁这两个决定。安駉寿刚走，训练队第二大队长禹范善就来日本公使馆求援。面对朝鲜国内亲俄和亲日两派斗争白热化的局面，三浦梧楼和公使馆书记杉村濬商议，下定决心将原定于1895年10月10日的“狐狩”计划于10月8日凌晨提前付诸行动，并招来领事官补堀口九万一，将《入阙方略书》交给他，然后又找了安达谦藏和国友重章，声称“消灭这个国家二十余年来的祸根在此一举”，进行最后动员，终于引发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国际凶杀事件——乙未事变。

事件经过

闯入王宫

除了兴宣大院君，日本人早已将对闵妃不满的军部协办李周会，训练队分队长禹范善、李斗璜、李轸镐及大臣俞吉濬、赵羲渊、郑秉夏等朝鲜亲日派一一收买，确保这些朝鲜人与日本合作杀害闵妃。三浦梧楼的计划是打着兴宣大院君的旗号，以即将被闵妃解散的朝鲜训练队为前锋入宫，以制造大院君和朝鲜训练队发动政变的假象；日军汉城守备队队长马屋原务本少佐指挥日本军守备队步兵第18大队（约450人）与朝鲜训练队（约800人）攻占宫门，开辟道路；然后数十名日本浪人冲入王宫景福宫，负责搜寻和暗杀闵妃的工作，时间定在10月8日凌晨4时30分。而浪人们在入宫前也分头行动，一路在7日晚于汉城巴城馆（柴四郎寓所）举行酒宴，宴会完毕后在国友重章的率领下直接奔赴景福宫；另一路则在汉城新报社集合，在安达谦藏的带领下，由朝鲜人李周会等充当内应，加上公使馆警部荻原秀次郎率领的日本警察的配合，前往孔德里迎大院君入宫。先是日本为了掩人耳目，1895年10月6日和7日，日本方面的两个核心人物冈本柳之助和楠濑幸彦分别伪称归国而前往仁川港，由于计划从1895年10月10日提前到8日，所以三浦急命冈本和楠濑二人回汉城，其中冈本直接到孔德里引出大院君，与浪人们一起拥大院君进宫。三浦梧楼本人则静坐公使馆遥控指挥。

1895年10月7日夜晚，朝鲜王宫正在举行盛大的晚宴，庆贺闵泳骏复归政界，彻夜灯火通明。而日本浪人们则蠢蠢欲动，日本驻军也准备突袭王宫。1895年10月8日（农历乙未年八月二十日）凌晨0时，20多名日本浪人从麻浦的《汉城新报》社倾巢而出，风驰电掣般地齐聚于汉城郊外孔德里之大院君别庄，还有荻原秀次郎率领的6名穿便服的警察也来了。当时守卫大院君别庄的巡检都已入睡，于是浪人把他们迅速制服，囚禁在南屋。此外，日本警察还夺了朝鲜巡检的衣帽，伪装成朝鲜人。关于迎大院君的记载又有分歧，一般的说法是：从仁川赶来的浪人头子冈本柳之助进入里屋迎大院君，不久大院君满面喜色而出，并说：“今日之事，只在护卫而已，勿于宫中行暴举。”所有人都表示同意，并高呼“朝鲜万岁！”于是簇拥着大院君的轿子朝王宫进发，迎接过程十分顺利。然而，与之相反的是，据时任日本驻汉城领事的外交官内田定槌的回忆，当时大院君非常犹豫，根本不愿从屋子里出来，一直拖延到天快亮的时候，最后是冈本动员壮士把他强行拖出来塞进轿子里，然后走向王城的。日本官方文件也透露冈本在大院君的居室里待了两三个小时才出来。从后面的行动时间比三浦原定计划（4时30分）推迟了1个小时来看，大院君拖延不出的记录是更可信的。大院君出来时已经是3时许了，4时30分抵达汉城西大门（敦义门），并与禹范善指挥的朝鲜训练队第二大队汇合，谁知按计划早就应该在此等候的日军守备队主力却没有踪影。原来他们搞错了位置，在南大门（崇礼门）等候，直到5时许才赶到西大门汇合，这时东方已经露出鱼肚白，路上开始出现行人，无不投来诧异的目光。日军守备队和朝鲜训练队在西大门整队以后，同载着大院君的轿子急速向景福宫挺近。5时30分左右，大院君一行抵达景福宫，在景福宫正门光化门前遇到了国友重章率领的从巴城馆赶来的一队浪人，以及骑马赶来的陆军中佐楠濑幸彦。人员全部到齐后，日本人正式开始“狐狩”行动。

日军大举进攻景福宫之光化门，由伪装成朝鲜人的日本警察翻墙，朝鲜的训练队联队长洪启薰和军部大臣安駉寿率侍卫队一个中队的兵力（约200人）奋起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日军击溃，洪启薰战死，安駉寿逃走，日军和浪人们冲入景福宫，这时是5时50分左右。此时日军的一个小分队护送大院君到康宁殿；其余人在安达谦藏和冈本柳之助的率领下直扑闵妃居住的乾清宫。乾清宫位于景福宫的后部，由长安堂、坤宁阁、玉壶楼等建筑组成，之间以走廊相连。当时闵妃和她的丈夫高宗李熙、王太子李坧都在乾清宫中的长安堂，早些时候闵妃也得到了日本人将要取她性命的风闻，询问近臣郑秉夏是否该出宫躲避，郑秉夏回答说：“日兵之入阙，欲为保护圣躬，臣已揣知，少无疑惧。”闵妃轻信了他的话，便离开高宗和太子，前往自己居住的坤宁阁了。日军和浪人在攻打乾清宫时，侍卫队大多数四散奔逃，但仍遭到美国军事教官戴伊指挥的20名侍卫队的抵抗，不过很快被打败。日军突破乾清宫后，杀向闵妃所居的坤宁阁，其间杀死了前来阻挡的朝鲜宫内府大臣李耕稙。日本人在乾清宫中，遇到宫女、宦官就揪住他们的头发，问他们：“王妃在哪里？”他们回答不知道以后就痛打一顿，有的还被一刀毙命。一名俄国建筑技师士巴津（Середин-Cабатин）也被日本人抓住，逼问闵妃所在之地，差点就送了命。日本浪人身着西服，在冈本柳之助一声令下“抓狐狸”以后，就开始袭击殿堂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