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藏大臣
阿尔布巴之乱平息之后。清政府在拉萨设立驻藏大臣衙门，正式委任僧格、马喇为驻藏大臣，使其直接监督地方政权，留驻藏清军2000人，归驻藏大臣指挥。
阿尔布巴事件平息后，清朝还对西藏政务作出了重要的部署。自此，朝廷派驻扎大臣数员办理西藏事务，遂成定制 。驻藏大臣是清朝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的具体实施者，直接传达皇帝旨意。
清朝对战争对胜利者颇罗鼐也并非充分信任，担心一人独揽大权而引发大乱，采取分散权力和集体领导的方案，清朝只令颇罗鼐管理后藏和阿里两地区的事务，前藏事务则由颇罗鼐推荐的两名贵族色朱特色布腾和策凌旺扎尔（今译才仁旺杰）负责，任命他们为噶伦，同时要颇罗鼐暂时统管前后藏的事务。
清朝派来西藏的大员查郎阿向班禅宣读雍正的敕旨，将后藏直到阿里地区都赏赐给班禅管辖，班禅一再辞谢，最后勉强接受了拉孜、昂仁、彭错林（今属拉孜）三地，自此西藏地方政权分为前藏的西藏地方政府和后藏的班禅政权，但后者管辖区很有限。
创建之始，驻藏大臣仅统领驻藏官兵，督导郡王颇罗鼐总理西藏事务。
事平，据策楞等所奏《西藏善后章程》（即十三条），遂废王爵，设噶厦（地方政府），任命四噶伦（三俗一僧）以分权，在驻藏大臣以及达赖喇嘛统驭下协办藏务。
另外，雍正八年至十一年，玛拉、僧格、青保、苗寿等驻藏大臣曾先后多次亲率兵马或派兵戍守藏北腾格哩诺尔、达木等军防要地（属于达木蒙古地区），严防蒙古准噶尔部的侵扰，致准部一直未敢大举入侵，西藏始终保持着安定的局面。
乾隆初年，谕旨明确指示:
弘历：达赖喇嘛系执掌阐扬西方佛教之人，颇罗鼐系约束管理藏内众人之人。然而如有应行办理事件，还需请示驻藏大臣，由驻藏大臣按理裁处。
这也就是说，西藏地方的宗教事务由达赖喇嘛掌理，政务则由颇罗鼐主持，但是最后决定权在驻藏大臣。以后颇罗鼐病故，谕令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承袭“郡王”爵位，并明确驻藏大臣傅清、纪山于珠尔默特“应教导者即行教导，应加防范者即行防范”。说明朝廷已经授予驻藏大臣足够多的发号施令、掌辖领导地方的绝对权力。
驻藏大臣没有辜负使命，直接参与处理了一系列棘手问题。傅清在任期内，制订了《驻藏大臣例规》和《达赖所属各机构例规》等规定，强化军队训练、加强边境防御，对于西藏地方政权建设颇有功绩。
乾隆十四年，珠尔默特承袭“郡王”后，一反其父颇罗鼐的立场和对达赖喇嘛的协调态度，乖戾诡谲，妄图“内谋排除异己，外图脱离大臣羁绊”，阴谋发动分裂叛乱。
紧急关头，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临危不惧，舍身斩叛首，遏制了爆发叛乱的隐患。据史载，40多年后当福康安领兵入藏平息廓尔喀入侵西藏之后瞻谒重修“双忠祠”时，藏族人民仍然深深地追思两位驻藏大臣遗泽，“香火不绝，至今犹有能道当时遗事者。‘’
乾隆十五年在七世达赖帮助下平定了袭父之郡王爵位的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之乱，清廷不再用郡王制，颁布了第一个治藏法律文件——《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内容主要包括:
凡西藏重要事务由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裁决；高僧、代本等地方各级官员的擢革治罪“务须遵旨请示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酌定办理”；
达木蒙古地区“俱归驻藏钦差大臣统辖”，设立噶厦公所，淘汰冗员；收回滥发的免差文书，取缔官员随意增加的差赋徭役；
制定地方政府仓库管理制度，等等。——“并”是共治，另外，达木蒙古地区俱归驻藏钦差大臣统辖（严防蒙古准噶尔部，另外，原来由蒙古贵族管辖的霍尔三十九族后来也由驻藏钦差大臣统辖）。
上述措施明确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和职权，健全了地方政府行政机构，整饬了西藏的财税制度，遏止了欺诈百姓的不法行为，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有利于西藏社会的发展，为后来制定更加完善的章程打下了基础。章程不再用郡王制，而是提高达赖和驻藏大臣二者的地位，其实它有一个前提是，达赖接受当今皇帝像，他供奉在宫廷。
乾隆五十三年和五十六年，国力强盛，廓尔喀（今尼泊尔中部）借口“商税增额，食盐揉土”，两次入侵西藏，并占据后藏部分地区。清廷派大将军福康安等人率兵进藏，将侵略军全部逐出西藏，并进入廓尔喀打击。
为完善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施政措施，乾隆五十八年福康安会同各方面人士制定了全面管理西藏的章程和实施细则，即《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计102条，藏文文本归纳为29条，包括镇抚、职掌、番目、番营、马政、贸易、钱法、租赋、差役、边防等纲目。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和地位，并对其职权作了明确规定。此后遂成定制。
章程明确规定：政治上驻藏大臣地位与达赖、班禅平等；宗教监管上规定达赖、班禅及以下高僧活佛的转世实行金瓶掣签制，由“驻藏大臣亲往监同抽掣”；行政人事上噶伦及以下地方官员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拣选”；外交上集权于中央，由驻藏大臣负责处理；军事上规定每年由驻藏大臣“巡视边界，操阅番兵”，奖优罚劣；财政上驻藏大臣严格管理财税，监制钱币，合理摊派租税徭役，等等。
由此驻藏大臣总揽了西藏地方人事、行政、财政、军事、司法、外交等一切重要政事权力，从而使其权限达到了最高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