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聿键

多铎部清军暂缓南下，使南京的弘光朝廷得以继续苟延残喘，其统治集团的决策人物如朱由崧、马士英等侥幸图存和敌视农民军则暴露得淋漓尽致。在阿济格、多铎两大主力全部投向陕西战场同大顺政权一决雌雄的时候，清廷在畿辅、山东、豫东部署的兵力相当有限，只留下肃亲王豪格带领为数不多的军队扼守黄河。甲申、乙酉（1644—1645）之交，多铎部同大顺军展开潼关战役时，南明河南总兵许定国驻守于睢州，私下派人同清方接洽投降事宜，豪格回信让他把儿子送来充当人质，而对于许定国要求派清军过河接应则以“未奉旨意”加以拒绝。这不仅证明豪格所部清军数量不多，而且说明清廷实权人物多尔衮也深知自己在整个华北地区兵力单薄，不敢轻举妄动，以免同南明军队发生正面冲突。 [1]

当时有大臣建议“建州精骑尽往征闯，北直、山东一带皆单虚”，江西总督袁继咸也上疏说：“闯为虏败，虽可喜，实可惧。虏未及谋我者闯在耳。闯灭，非江南谁事？” [9] 王永吉、袁继咸的奏疏都是在清军击败大顺军、占领西安以后，主张趁清军主力仍在陕西的时机派军北上。就战略而言已经迟了一步，但毕竟提出了积极防清是当务之急。可是，大学士马士英、史可法惟恐出兵黄河流域收取山东等地，将触怒清廷，引火烧身。按兵不动，让清廷得以集中兵力打败大顺军，控制区扩大到整个北方。多尔衮等清廷决策者敢于在几个月时间里把几乎全部主力投入西北一隅，正是依据各方情报，估计到弘光朝廷不会有什么动作。东线无战事，给满洲贵族提供了利用汉族内部纷争各个击破的大好机会。弘光朝廷愚不可及地推行消极避战的“借虏平寇”政策，直接导致了自身的覆亡。 [1]

农民军的失败

潼关战役和多铎部清军占领西安以后，农民军受到重创。李过、高一功等大顺军旧部为了同李自成统率的主力会师，采取的路线是由陕西汉中入蜀，顺长江东下湖北。不料，镇守汉中地区的大顺军旧部贺珍、罗岱、党孟安、郭登先四将却已变节降清， [10] 公然动武阻击李过、高一功等部大顺军过境。经过一翻激烈的战斗，李过、高一功等部终于冲破了贺珍等的防区， [11] 由汉中南下四川太平、东乡、达州、夔州等处，然后顺江东下，在1645 年夏抵达湖北省荆州地区。这就是大顺军放弃西北向南撤退的西路军。从清军进攻陕西开始，李自成同李过、高一功等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从后来的情况看，李自成、刘宗敏统率的大顺军主力（即东路军）遭到阿济格部穷追猛打，领袖人物牺牲，实力损失很大，部下余众各奔前程，有的降清（如王体忠等），有的依附南明何腾蛟（如郝摇旗），有的孤军作战（如刘体纯），有的转入李过、高一功部下；而李过、高一功领导的经四川入湖广的部队却成了后期大顺军联明抗清的主力。 [12]

1645年正月下旬到三月中旬，李自成亲自统率的大顺军集中在河南省西南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