旻宁：6子

十三日，奕訢提交了反对签约的《江岸通商贻患甚巨宜早筹战备折》，反对钦差大臣桂良、伍弥特·花沙纳与英法所议条约中关于开放长江口岸诸埠的条款，并提出了一些制敌方针。在朝廷主战派呼声高涨的情况下，奕訢也力言朝廷只要主战，对侵略军进行坚决抵抗，“实可制其死命”，希望咸丰帝坚持对外作战，上下同心，统一意志，与敌军决胜于疆场之上。再次表达了他对外主战的态度。是月，奉旨管理雍和宫事务，又奉旨补授阅兵大臣。 [4] [55] 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奉旨补授为内大臣。十二月，奉旨补授为管宴大臣。

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下旬，英法联军在通州以西的八里桥之战中击败清军，进逼北京。咸丰帝闻讯，大为震惊，在慌乱中任命奕訢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主持中外谈判，办理和局。自己则带着后妃和一批王公大臣，仓皇逃往热河。 [55] [6]

此时，清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战守均不足恃”的状况，使奕訢的主战热情开始冷却，倾向求和。尤其是太平天国在南方的迅猛发展，使他痛感“内忧外患，至今已极”。权衡利害，奕诉得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结论，与英法方面关于放还巴夏礼、罢兵和谈等事进行了艰苦的交涉。 [51] 十月下旬，他按照咸丰帝的旨意，全盘接受了英法联军提出的苛刻要求，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接着，又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 [55] [6]

奕訢主持议和以及进行的大量的善后事宜赢得了西方对他的好感，为他以后外交活动创造了条件。在议和期间，奕訢笼络瓜尔佳·文祥（户部侍郎）、桂良（文华殿大学士）、索绰络·宝鋆（总管内务府大臣）、苏完瓜尔佳·胜保（副都统），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集团。这是他通过议和捞到的政治资本。 [6]

兴办洋务

主词条：洋务运动

《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退回天津，迅速南驶，表示并无取代清朝统治和占据土地的野心。奕訢认为“外夷”尚执条约为据，战争的结果只是索取赔款和权益，“并不利我土地人民……似与前代之事稍异”，产生了洋人“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的思想。英、法、俄等国，出于各国私利，都曾先后主动表示“愿为中国攻剿发逆（指太平天国）”，并多次派人向奕诉表示这一愿望。“两害相权则取其轻”，使他愈发坚定了先镇压起义的信念，强调要首先“安内”，肃清“匪患”，摆脱“捻（指捻军）炽于北，发炽于南”的困境。在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他就上《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疏奏陈：

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