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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朝廷的提倡和众多佛徒信众对“观音灵验”的信奉，故明清时，浙江苏南各地的乡民村姑都纷纷来天竺进香，成为每年一度的“香市”。据《武林旧事》、《仁和悬志》称：“方奉时，乡民扶老携幼，焚香顶礼大士，以祝丰年，香车宝马，络绎于道，更有自远方负担而来者，名曰香客。凡自普陀院回向，未有不至此者。”“二月十九日为观音大士诞辰，三吴浙东士民，斋至艺香，舟车络绎，昼夜不绝。”每年新年刚过，“春服既成”，而养蚕尚早，于是“衔舟打桨，进香天竺，结舫为邻，栖至于此”。每逢香市自武林门、松木场、经昭订寺到天竺，沿途摆满各种货摊，贩卖各种用具、土产、玩具等，为时一月有余，延绵数里，道为之塞。“天竺香市”被列为“十八景之一”，直至1949年前，三竺路旁仍建有相连平房供香客宿夜。50年代后开始衰落，70年代末开始重又兴盛。

天竺三寺深藏林间山谷，由下而上，寺宇壮丽，景色清幽，高僧辈出，佛学与诗文并茂。据《湖山胜概称》“由月桂峰迤西入佛国山，自下竺，过中竺，至上竺而止，上竺则观音灵感。下竺则古迹为胜，三竺之间，云影天光，泉声松籁，岑寂岛空，香凝钟静，耳目心神之会，觉其迷极其光者，岂不超三界外乎。”《武林旧事》亦称：“三寺相去里许，皆极宏丽，晨钟暮鼓，彼此间作，高僧徒侣，相聚梵肤，真佛国也。”从上天竺可东至龙井，南至琅铛岭，左通五云山，下止梅家坞。天竺，钟灵毓秀，山岚云影，佛学教观，源远流长。慧理、宝掌、道翊三天竺开山祖师，之后，能诗善文，佛学造诣很深的名僧层出不穷，正如苏轼所说：“天竺禅师有作家”。唐朝大诗人白居易也赞天竺称：“地是佛国土，人非俗交亲。”天竺三寺始于晋，兴于唐，盛于宋，为中国东南名刹。南宋时中天竺寺曾被评定为“禅院十刹之首”，上、下天竺寺同被列为“教院五山前茅”。

上天竺寺位于白云峰下，由上眺望峰顶，常有白云笼罩，犹如幢盖覆顶。山上产茶，名为“宝云”与下竺，“香林“并称佳品。故苏轼的《和茶诗》中有“白云峰下两枪新”之句。白云峰右下双桧婆娑，寺僧常在树下盘膝养神。峰称“双桧峰”，岩称“双桧岩”（即百丈岩）。山上岩穴甚多，古时常有虎豹出没。树木森森，花草烂漫，朝融夕凝，以致泉脉众多。古寺前后左右有大悲泉、梦泉、蜥蜴泉、冽泉、孙公泉水、幻应井、示现井等，坐禅井等，其中乳宝泉水“悬乳如脂”，其峰遂名“乳实峰”。古寺院后有成片古桂飘香，故称“天香岩”。寺前白云峰馀脉，其冈如琴，故称“琴冈”，冈上修竹成林，宋时在中印峰、白云峰间名优土成冈，取“愚公移山”之意，命名“愚冈”。古人赞上天竺景色称：“万竹参霄，碧荫数里，寂然空谷，惟闻泉声。”为古杭城又一名胜区。后晋天福初（936年），僧人道翊在白云峰下结芦修行，称“大名山房”。他在山中见有奇木发光，遂请名匠刻成观音像。据志书称：时吴越王钱弘叔梦见白衣人求其修建住所，于是在上天竺开路筑基，建“观音看经院”，于后晋天福四年（939年）五月建成，这是上天竺最早的寺皖。至后汉干佑年间（945－950年），有僧人从洛阳带来，古佛舍利，置于观音像头顶，是“妙相庄严，端正持好，书放白光，士民崇敬”。为此，后入将道翊称为“白云开山祖师”。由于上天竺以观音灵验相专，历代帝王都信奉观音，“凡郡中旱劳，必请入城”。故《七修类稿》称：“杭上天竺广大灵感之号由宋世所加”。北宋熙宁四年至七年（1071－1074）和元佑四年至六年（1089－1091年）苏轼两度守杭，因杭城多灾，开仓廪，浚水利，但“三吴之灾，连岁不稔”，苏轼曾自责“虽某等不德而召灾”，希望能“念斯民无辜而受悯”，担扰，难免饥殍，将有流离之惧”，表达了爱民忧灾之情。仳后，明清两代帝王也因袭南宋先制经常至上天竺“祈晴”、“祈雨”。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杭城大旱，饿殍遍道，时有讹传观音大士在上天竺救济饿民，于是蜂拥而至，在上天竺掘土三尺，取粉状泥土充饿，从此江南一带遇有灾荒，饥民常以“观音土”充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