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朝一拜解衣搜身 (5-4)

4.3 历史与个体的辩证

张艺谋在《英雄》中还探讨了历史进步与个体代价之间的张力。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推动了统一，奠定了中华帝国的基础，但这个过程也伴随着暴力和压迫。电影没有简单赞美或谴责秦始皇，而是通过刺客们的思想转变，呈现了这种历史评判的复杂性。

《向朝一拜》中的"万臣同叩"展现的是历史权力的集中化过程，而"壮士独过"则代表了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自主选择。《解衣搜身》中的规训仪式，亦可视为历史权力对个体的一种吸纳和掌控。两首诗共同勾勒出历史与个体互动的多维图景——个体既被历史形势塑造，同时也通过自己的选择参与历史塑造。

在电影高潮部分，无名最终没有杀死秦王，但他以自已的死亡警示了秦王："剑"字还有第十九种写法，意味着永远有人会挑战暴政。这种安排体现了张艺谋对历史的辩证理解：历史进步需要付出代价，但权力也需受到警示和约束。

5 《英雄》的文化意义与争议

张艺谋的《英雄》自问世以来，便在中国文化界引发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其影响远超出一部普通娱乐大片的范畴。通过上述两首诗提供的视角，我们得以更清晰地把握这部电影所处的文化坐标及其引发的思想交锋。

5.1 历史叙事的当代重构

《英雄》通过对刺秦故事的重构，参与了当代中国历史叙事的重塑。传统历史叙述中，秦始皇虽然统一六国，但更多以暴君形象出现，而荆轲等刺客则被塑造成反抗暴政的英雄。张艺谋大胆颠覆了这一叙事，将秦王重新诠释为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而刺客则因理解这一点而主动放弃使命。

这种重构在《向朝一拜》的"远天一极始立开"中找到了诗意表达——个体的牺牲换来了天下统一的可能。然而，这一立场也招致了不少批评。有评论者尖锐指出："张艺谋电影中有一种深沉的奴性，它来自于中国农民普遍的恋土情结。拥有这种情结，使张艺谋不自觉地以土地和土地的主宰者的立场来理解天下，而难以表达那种四海为家、藐视皇权的侠义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张艺谋的历史重构并非孤例。在台湾媒体对《英雄》的评论中，也注意到这部电影与当代中国崛起的关联，将秦始皇统一六国视为"中国统一的化身"。这表明《英雄》的历史叙事不仅关乎过去，也紧密联系着当代中国的自我认知和国际定位。

5.2 武侠类型的创新与局限

《英雄》对武侠类型的创新是显而易见的。章柏青赞叹道："这部影片完全不同于港台式的武侠片，是具有张艺谋自己艺术特色的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观赏性，而且具有深厚的历史思想内涵，一定会成为武侠影片的新经典。"《向朝一拜》和《解衣搜身》中捕捉的朝堂礼仪与身体规训，正是这种创新的例证——张艺谋将武侠片从单纯的武打和复仇，提升到了对权力、秩序和个体选择的哲学思考。

然而这种创新也带来了争议。一方面，有人认为《英雄》在形式上过于追求视觉效果，导致"故事和人物都退到了边缘，概念和形式成为影片的中心"。另一方面，对武侠传统的偏离也让部分观众感到不适。传统武侠文化中"侠以武犯禁"的精神被"天下和平"的诉求所取代，刺客不再是反抗权威的象征，反而成为权威的理解者甚至合作者。

5.3 艺术表达与意识形态

《英雄》引发的另一重争议关乎艺术表达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有评论认为，电影对秦始皇的美化反映了一种"奴性的伸张和复辟"。而台湾媒体在讨论《英雄》时，更是直接将电影解读为"蒸蒸日上的中国大陆向陷入经济困境的台湾发出的国家统一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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