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到了肯尼亚叔叔的首席私人助理打来的电话,语气是前所未有的凝重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
助理告知我,肯尼亚先生因突发性、严重的心脑血管系统功能紊乱,目前正在家中接受医疗团队的紧急看护,情况很不稳定,先生非常迫切地希望我立刻返回布莱克庄园,有极其重要的事务需要当面交代。
挂断电话后,我站在公寓的落地窗前,凝视着窗外被雨水模糊的城市轮廓,内心,却冰冷而清醒。
我绝不相信这是一次简单的“突发疾病”。
肯尼亚叔叔的身体一向硬朗得像头公牛,他最近的麻烦我通过我的渠道了解得甚至比他自己想象的还要多。
在这个敏感的时间节点,如此“巧合”地病重,并“迫切”召见我这位合法且声望日益增长的继承人,其背后蕴含的意味令人不寒而栗。
这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请君入瓮”,我几乎能嗅到那通电话背后弥漫着的浓重的阴谋与危险的气息。
他或许是想在自身难保之前,将我控制起来,逼迫我签署某些文件,或者干脆制造一场“意外”,彻底清除我这个最后的障碍,以便他能更“干净”地处理自己的烂摊子,甚至卷款潜逃。
而坐以待毙对我来说绝无可能,多年的隐忍与准备,不就是为了应对这样的时刻吗?
我迅速启动了我那套隐秘的通信协议,向几位关键的“盟友”发出了预定的信号。
然后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评估。
我手中掌握的关于肯尼亚叔叔财务造假、非法交易、甚至可能与某些极端组织有染的证据,虽然足以让他身败名裂,锒铛入狱,但将其公之于众的过程势必引发布莱克集团的巨大震荡,甚至可能波及整个金融体系,这并非我所愿见。
我需要一种更“干净”、更“自然”,对集团整体伤害最小,却能彻底解除他威胁的方式。
这时,我想起了那位隐居的药理学家,以及我们曾经在一次关于“植物神经紊乱与情绪应激反应”的学术讨论中,他无意间提及某种植物中能极其微妙地影响心率、血压和血液粘稠度,且代谢极快,几乎无法被常规毒物检测手段查出的生物碱成分。
它们单独存在时几乎无害,但在与某些常见的处方药物结合时,尤其是在当事人处于极度焦虑和愤怒的情绪状态下,会产生类似严重心绞痛或早期脑梗死的症状,若处理不及时或不当,极易导致不可逆的器质性损伤。
一个大胆而冷酷的计划,在我心中迅速成型。
我需要让他真正地,永久性地“病重”。
我依言返回了布莱克庄园。
庄园内的气氛凝重得如同墓园,肯尼亚叔叔躺在主卧那张巨大的四柱床上,脸色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潮红,呼吸急促而费力。
他看到我,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未散的暴怒,有深刻的恐惧,更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惊疑。
他挣扎着想说什么,却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音节。
医疗团队面色严峻地忙碌着。
接下来的几天,肯尼亚叔叔的病情急转直下,他经历了数次严重的中风,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大脑功能受到了严重损害,失去了大部分语言能力和自主行动能力,需要二十四小时的专人护理。
一切看起来都像是一场因长期压力、酗酒和基础疾病导致的突发性健康灾难,所有的医疗记录都无懈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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