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尉司的破败,并未出乎我的意料。那两名老衙役,一个姓赵,一个姓钱,都是在此地盘踞了二十多年的“老油条”,脸上堆着恭敬的笑,眼神里却透着打量和疏离。我简单问了几句县内治安概况,两人回答得滴水不漏,全是“尚可”、“偶有小贼”、“仰赖县尊大人洪福”之类的套话,实质内容一点也无。
我知道,初来乍到,想要立刻让这些地头蛇真心办事,绝无可能。当下也不点破,只让他们将积压的卷宗整理出来,便让他们退下了。
安顿下来后的第一件事,我并未急着翻阅卷宗,而是换上一身半旧的布衣,带着那名沉默寡言却手脚麻利的老仆,开始在丹徒县城内及周边村镇微服私访。这是我游学时就养成的习惯,官面上的文书固然要看,但真正的民情,往往藏在市井街巷、田间地头。
几日走访下来,所见所闻,比钱县令的描述更为触目惊心。丹徒县的土地,确实多为贫瘠的江滩盐碱地,粮食产量极低。百姓多以捕鱼、煮盐、或做些小手工勉强维生。而真正的症结,并非完全在于天灾,更在于**人祸**。
最大的“人祸”,来自两家本地豪强——掌控着沿江大半渔船和渔市的**张家**,以及把持着境内几处主要盐灶的**李家**。这两家与县衙内的胥吏,尤其是户房、刑房的几位书办、典吏勾结极深,盘剥百姓,几乎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
渔民打的鱼,必须低价卖给张家指定的鱼行,否则便会被以“违反市易”为由刁难,甚至抢夺渔获;盐户煮出的盐,大半要无偿上缴给李家,美其名曰“盐课”,实则中饱私囊;普通农户更是苦不堪言,除了朝廷正税,还要承受各种名目的摊派和胥吏的敲诈勒索。
这日,我正在城西一处贫民聚居的陋巷中,听几位老人诉说李家盐霸如何欺压盐户,忽听得巷口传来一阵哭喊和叱骂声。
我循声走去,只见几个穿着家丁服饰的壮汉,正围着一户人家,一个为首的黑脸汉子,一脚踢翻了门口晾晒的鱼干,唾沫横飞地骂道:“老不死的!这个月的‘水例钱’还敢拖欠?真当张老爷的话是耳旁风吗?!”
被围在中间的是一位白发老妪和一个看起来只有十五六岁的少年,老妪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张爷,行行好!上月江上风浪大,实在没打到几条鱼,连饭都吃不上了,哪里还有钱交例钱啊!再宽限几日,宽限几日吧!”
“宽限?”那黑脸家丁狞笑一声,“张老爷的规矩,概不赊欠!没钱?拿你这孙子抵债,去船上做苦力!” 说着就要去抓那少年。
少年吓得脸色惨白,死死躲在老妪身后。周围聚了些邻居,都是敢怒不敢言。
我眉头紧锁,怒火中烧。这“水例钱”分明是张家私自设立的苛捐杂税,竟敢如此公然强征,甚至要抓人抵债!
我正要上前,身边的老仆却轻轻拉了我一下,低声道:“老爷,初来乍到,不宜直接与张家冲突。那黑脸的叫张横,是张家的护院头子,手底下有些亡命之徒,与刑房的王典吏是拜把子兄弟。”
胥吏与豪强勾结!果然如此!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直接出手的冲动。硬碰硬,我现在势单力薄,未必能占到便宜,反而可能打草惊蛇,让自己陷入被动。
就在张横的手即将碰到那少年时,我分开人群,走了过去,脸上带着几分外地人特有的“好奇”与“不解”:
“几位爷,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光天化日之下,怎的还要抓人?”
张横一愣,上下打量着我这身布衣,见眼生,语气蛮横:“你谁啊?少管闲事!张家收账,天经地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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