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0章 断讼称王 (3-2)

蜀国与巴国因“盐矿归属”爆发冲突时，姬昌派遣使者前往调解，提议“盐矿由两国共同开采，收益平分”，还帮助两国修建了“盐道”，促进了两地经济交流，化解了多年恩怨。

每一次调解，姬昌都秉持“公正、公平”的原则，不偏袒任何一方，更不借机“谋取私利”，仅以“化解矛盾、促进和平”为目标。渐渐地，诸侯们不仅将姬昌视为“纠纷裁决者”，更将他视为“天下秩序的维护者”——当时，商朝统治愈发残暴，纣王滥杀无辜、加重赋税，诸侯们早已心生不满，而姬昌的“仁德”与“公正”，恰好成为了他们心中的“希望之光”。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在“虞芮息讼”后的两年里，先后有“四十余国”派遣使者前往周国，表示“愿归附西伯，听从号令”。此时的姬昌，虽名义上仍是商朝的“西伯”，却已拥有了“天下诸侯共主”的实际地位。

在诸侯们的“再三恳请”下，姬昌于岐周举行了“称王大典”，史称“周文王”。大典当天，诸侯们纷纷前来庆贺，献上本国的珍宝与特产；周文王则在大典上宣布：“吾必承先祖之德，继仁德之路，保百姓安宁，护诸侯和睦，共抗暴政，以安天下。”这一宣言，不仅确立了周文王“天下共主”的地位，更明确了周国“以仁德伐商”的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周文王在称王之后，将虞、芮两国使者当年驻足感悟“仁德”的地方，命名为“告邑”。“告”意为“告知天下”，“邑”为“城邑”，“告邑”的命名，既是为了纪念“虞芮息讼”这一标志性事件，也是为了向天下宣告：周国将以“仁德”为核心，追求和平、和谐的秩序，成为诸侯与百姓的“庇护之地”。“告邑”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周国的重要城邑，成为“仁德治国”的象征，吸引了更多百姓与贤才前来归附。

周文王晚年时，深知“伐商大业非一日之功”，为了让儿子周武王（姬发）继承自己的理念，完成“灭商建周”的使命，他写下了《保训》一文，作为留给周武王的“政治遗嘱”。这篇文献后来被收录于清华简（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得以重见天日，为我们揭示了周文王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中道”。

在《保训》中，周文王以“舜的事迹”为核心，向周武王阐释了“中道”的起源与内涵：“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

这段话的核心，是周文王通过舜的经历，告诉周武王：舜原本是民间的普通农夫，却始终“追求中道”——他亲自耕作，深入了解百姓的需求，从不违背百姓的意愿；处理事务时，会从“上下远近”各个角度考察，顺应阴阳变化的规律，不偏不倚；获得“中道”后，他言行一致，始终保持谨慎不懈的态度，最终因“仁德与中道”得到尧的认可，继承了尧的君位。

周文王所倡导的“中道”，并非简单的“折中主义”，而是一套完整的“处世哲学与治国理念”，其核心内涵包括三个层面：

对己要自我省察，坚守本心。“中道”要求君主与臣子“常自省”，如舜“自稽厥志”，时刻反思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仁德”，是否顺应百姓需求，不被私欲与偏见左右；

对人要公正无私，兼顾各方。处理人际关系与诸侯纠纷时，要“不偏不倚”，如周文王调解虞芮之争、邘邢水源之争时，既不偏袒强国，也不忽视弱国，兼顾各方利益，实现“共赢”。

对事要顺应规律，灵活应变。治理国家与应对天下大势时，要“顺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即顺应自然规律（如农业生产的季节变化）与社会规律（如民心向背），既不盲目冒进，也不保守退缩，灵活调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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