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昌深知“人无完人”,对于有才能但曾有“过失”的贤士,他也愿意给予机会——例如,曾在商朝为官、因劝谏纣王而被罢官的鬻熊(楚国先祖)前来投奔时,有人质疑“鬻熊曾事纣王,恐不可信”,姬昌却反驳道“鬻熊因纣王无道而离去,正说明其有忠直之心,这样的人为何不用?”他不仅任命鬻熊为“太傅”,还让其负责教导周族贵族子弟,鬻熊后来为周族制定“礼法制度”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姬昌的“求贤令”与“诚意”感召下,天下贤才纷纷涌向岐周,形成了“群贤毕至”的盛况:
伯夷、叔齐二人本是孤竹国(今河北卢龙一带)的王子,因不愿争夺王位而逃离故国,听闻姬昌仁德,便前来投奔。姬昌任命二人负责“教化百姓”,他们以“仁孝之道”教导周族民众,让岐周形成了“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的良好风气。
太颠出身戎狄部落,因擅长军事谋略而被姬昌重用,任命为“司马”,负责周族军队的训练与调度。太颠在后来姬昌征伐犬戎、密须的战役中,提出“诱敌深入”“围点打援”等战术,为周军胜利立下大功。
闳夭精通外交,姬昌派他出使周边诸侯,成功说服虞国、芮国等小国与周族结盟;散宜生擅长理财与工程建设,负责周族的财政管理与都城修建,后来迁都丰邑时,散宜生的规划让丰邑成为当时最繁华的都城之一。
这些贤才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阶层,却在姬昌的麾下各展所长,形成了周族“文有鬻熊、辛甲,武有太颠、闳夭,治有散宜生”的人才格局。正如《诗经·大雅·文王》中所赞:“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正是这些贤才的辅佐,让周族从“西部小部落”逐渐成长为“足以抗衡商朝的势力”,为后续的“伐纣灭商”埋下了人才伏笔。
在姬昌招揽的所有贤才中,吕尚(即姜子牙)的到来,无疑是“改变周族命运”的关键事件。这位出身显赫却历经坎坷的奇才,不仅为姬昌献上了“灭商兴周”的完整战略,更成为周族从“守成”转向“进攻”的核心智囊,而“渭水访贤”的故事,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君臣相遇”的经典佳话。
吕尚的身世可追溯至炎帝神农氏,其先祖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地(今河南南阳一带),因此以“吕”为氏。然而,到了吕尚这一代,家族早已衰落,他早年的生活堪称“颠沛流离”:年轻时曾在商朝都城殷都(今河南安阳)做过“屠户”,杀猪卖肉以维持生计;后来又在集市上摆摊卖酒,却因商朝末年的苛捐杂税过重,生意难以维持;中年时,他曾试图在商朝为官,凭借自己的才学得到了纣王的召见,却因当面劝谏纣王“停止暴政、重视民生”而触怒纣王,险些被处死,最终侥幸逃脱,从此对商朝彻底失望。
离开殷都后,吕尚曾游历过多个诸侯国,试图寻找能施展才华的明主——他曾前往陈国(今河南淮阳)、蔡国(今河南上蔡),但这些诸侯国的君主要么“沉迷享乐,不思进取”,要么“畏惧商朝,不敢有大作为”,始终没有遇到能赏识他的人。直到晚年,吕尚听说“西伯姬昌在岐周推行仁政,广纳贤才”,便决定前往西部,最终选择在渭水之滨(今陕西宝鸡一带)隐居下来。他没有直接前往岐周投奔,而是选择在渭水北岸的磻溪垂钓,一方面观察天下局势,等待合适的时机;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引起姬昌的注意——因为他深知,真正的明主,必然会关注民间的贤才。
吕尚的“垂钓”颇为特别:他用的是“直钩”,且钩上不挂鱼饵,鱼钩离水面有三尺高,还时常自言自语“愿者上钩”。这种反常的举动很快在当地传开,有人嘲笑他“不会钓鱼,简直是疯子”,吕尚却毫不在意——他要钓的不是鱼,而是能让他施展毕生所学的“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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