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章 概说周文王（二） (3-2)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当时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社会秩序混乱（“礼崩乐坏”）。他毕生致力于“恢复周礼”，而姬昌作为西周礼制的奠基者，自然成为孔子推崇的对象。在《礼记·礼运》中，孔子明确提出“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将姬昌与夏禹、商汤并列，视为“大道施行”的代表。

　　孔子推崇姬昌，核心在于两点：

　　一、仁德治国：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而姬昌“尊老爱幼、轻徭薄赋”的治理实践，恰好契合了这一理念。孔子曾在《论语》中多次引用姬昌的事例，教导弟子“君主若能如西伯般仁德，百姓自然归附，天下便可安定”。

　　二、礼法治国：孔子强调“克己复礼”，而姬昌制定的礼法（如祭祀制度、贵族礼仪、平民规范），正是孔子眼中“周礼”的源头。孔子认为，姬昌通过礼法规范社会秩序，既维护了等级制度，又保障了百姓权益，是“礼与德结合”的完美典范。

　　孔子对姬昌的赞誉，通过儒家学派的传播（战国时期孟子、荀子进一步推崇姬昌），逐渐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姬昌不再仅仅是一位历史人物，而是成为“仁德君主”的象征，影响了后世无数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如汉文帝、唐太宗等明君，都曾以姬昌为榜样，推行仁政）。

　　“内圣外王”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理想君主”的最高评价——“内圣”指内心具备仁德、智慧等高尚品格，“外王”指外在能够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功业。而姬昌的一生，恰好完美诠释了“内圣外王”的内涵：

　　他心怀百姓，不惜降低赋税、修建水利，让民众安居乐业；他潜心研究《周易》，将哲学智慧融入治国，提出“天人合一”的理念，展现出深邃的思想境界。

　　他击退犬戎、灭崇国、迁丰邑，为周部落奠定了东进灭商的基础；他构建政治体系、汇聚天下贤才，让周部落从地方部落崛起为诸侯联盟核心，实现了“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伟业。

　　因此，后世学者（如宋代朱熹、明代王阳明）在论述“内圣外王”时，无不以姬昌为典范。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指出：“西伯（姬昌）内修仁德，外建武功，此乃‘内圣外王’之始也”；王阳明在《传习录》中也提到：“欲为明君者，当以西伯为镜，先修己身之德，再谋天下之事”。

　　姬昌的“内圣外王”形象，不仅成为统治者的“治国标尺”，更成为普通民众的“道德偶像”——在民间传说中，姬昌被描绘成“能预知祸福、体恤百姓的圣人”，甚至有“姬昌吐子”（传说姬昌被囚禁时，长子伯邑考被害，他吐出肉羹后化为白兔）等神话故事，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圣贤”地位。

　　公元前1056年，97岁的姬昌在程邑（今陕西咸阳）走完了他的一生。这位执掌周部落五十年、奠定周室八百年基业的伟大君主，最终被安葬在毕邑（今陕西咸阳毕原）——这片靠近丰邑的土地，既能让他俯瞰自己亲手建立的都城，也能让他见证周部落未来的命运。

　　姬昌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他留下的“遗志”与“遗产”，却成为周部落继续前行的动力。

　　他构建的分封雏形与官僚体系，被其子周武王（姬发）继承并完善，西周建立后，周武王在全国推行“分封制”，将王室子弟、功臣分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形成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政治格局；他制定的礼法，经过周公旦（姬昌第四子）的整理，形成了系统的“周礼”，成为西周社会的行为准则。

　　他征服的犬戎、密须、崇国等地区，成为西周的西部屏障；他训练的周军（装备精良、纪律严明），在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最终推翻商朝，建立周朝。

　　他的“仁德理念”与“礼贤下士”作风，成为周部落的“精神内核”，西周历代君主（如成王、康王）都以“效法文王”为治国准则，开创了“成康之治”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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