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划分的关键作用,是将反对势力中的“地方派”与“中央派”分割开来——部分外服官员曾与朝中反对大臣暗中勾结,而廪辛通过明确外服权责、加强监国管控,切断了他们与朝中势力的联系。例如,某诸侯曾试图联合朝中大臣抵制贡赋,因监国及时上报,廪辛提前施压,最终迫使该诸侯补交贡赋,还罢免了其身边的联络官员。
通过“内服、外服”的清晰划分与差异化管控,廪辛成功瓦解了反对势力的凝聚力——朝中大臣无法再与外服官员随意勾结,地方诸侯也不敢轻易违抗王室命令。这一举措不仅为他扫除了推行政令的障碍,更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商朝的统治秩序,为后续应对外患奠定了基础。
就在廪辛全力稳固内部统治时,商朝的西北边境已燃起战火——羌方重新崛起,成为威胁商朝边疆的最大隐患。羌方是生活在今陕西西部、甘肃东部的游牧族群,早在武丁时期就曾与商朝发生战争,后被武丁击败,被迫向商朝称臣纳贡。但祖甲晚年因专注于内部统治,放松了对边疆的管控,羌方趁机休养生息,逐渐恢复实力:他们吸纳了周边多个游牧部落,组建了一支以骑兵为主的军队;同时,通过与西域部落的贸易,获得了更多的铁器(用于制作兵器),战斗力大幅提升。
到了廪辛在位初期,羌方已不再满足于向商朝纳贡,开始频繁袭扰商朝西北边境。他们的作战方式极具破坏性:利用骑兵的高机动性,避开商朝的边防据点,突袭边境村落与城池——抢走粮食、奴隶与牲畜后,迅速撤离,不给商朝军队追击的机会。例如,在廪辛二年(约公元前1150年),羌方骑兵突袭了商朝的“犬丘”(今陕西兴平),不仅抢走了数千石粮食与数百名奴隶,还烧毁了当地的粮仓与祭祀场所;次年,他们又袭击了商朝的“泾阳”(今陕西泾阳)边境据点,杀死商朝边侯及其手下百余人,导致泾阳防线一度崩溃。
羌方的袭扰,给商朝边境带来了深重灾难:
边境百姓为躲避战乱,纷纷逃往内地,导致大量农田荒芜;未逃离的百姓则被迫参与防御,无法从事农业生产,许多人因缺粮而饿死。
商朝戍边军队因羌方的“游击战术”疲于奔命,士兵伤亡惨重,武器装备损耗巨大,而补充的士兵多为临时征召的平民,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
边境贸易路线被羌方切断(商朝与西域的贸易多经西北通道),导致青铜器制作所需的锡、铅等原料供应不足;同时,为应对羌方,商朝需增加军费开支,加重了财政负担。
边境的紧急军情不断传到殷都,廪辛深知:若不彻底打击羌方,不仅边疆将彻底失控,还可能引发其他方国的效仿——一旦诸侯认为商朝无力保护他们,便会纷纷离心,商朝的统治将进一步瓦解。因此,他决定集结力量,发动对羌方的大规模征伐。
廪辛清楚地认识到,单凭商朝王室的军队,难以彻底击败羌方——一方面,商朝军队因祖甲晚年的暴政,士气低落,且缺乏骑兵(商朝军队以步兵与战车为主,机动性远不如羌方骑兵);另一方面,羌方熟悉西北地形,若商朝孤军深入,很可能陷入重围。因此,他做出了一个关键决策:召集与商朝关系密切的诸侯国,组建联军,共同征伐羌方。
廪辛首先向卫、虎、受三个方国发出征调令——这三个方国均位于商朝西北,与羌方接壤,长期遭受羌方袭扰,有强烈的抗羌意愿,且各有优势:
卫国:位于今河南鹤壁一带,是商朝的“老牌属国”,军队以防御能力强著称——他们擅长修建防御工事,能在野外快速搭建营寨,保护联军的后勤补给线。
虎国:位于今山西运城一带,以勇猛善战闻名——虎国士兵多为猎户出身,擅长山地作战与近身格斗,是联军中的“攻坚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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