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事来看,商朝的军队已“名存实亡”。原本由商王直接控制的“王师”(商朝核心军事力量),在九世之乱中被王族各派系拆分,阳甲继位时,能直接调动的军队不足千人;诸侯军队拒绝听从调遣,甚至在商朝遭遇外敌时“坐视不理”;士兵因粮饷不足、训练中断,战斗力大幅下降,连应对边境小规模袭扰都显得力不从心。可以说,阳甲继位时的商朝,已处于“内忧外患、濒临崩溃”的边缘,任何一个微小的危机,都可能引发王朝的彻底崩塌。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阳甲首先选择“维持都城稳定”——延续南庚的决策,以奄地为统治中心。这一选择并非阳甲缺乏革新魄力,而是基于现实的无奈:一方面,奄地是“祖丁派”贵族的核心势力范围,定都于此可依托亲信力量巩固统治,避免因迁都引发新的动荡;另一方面,奄地地处山东曲阜,靠近东部沿海,可借助渔盐业补充粮食短缺,同时与东部少数仍臣服的诸侯(如部分东夷小方国)保持联络;此外,奄地地势险要,周边有沂蒙山脉作为屏障,可在一定程度上抵御西部羌部落与北部游牧部落的袭扰。
为稳定奄地的统治,阳甲采取了两项基础举措:一是“安抚平民”,下令减免奄地周边平民的赋税,开放王室控制的部分荒地供平民开垦,并组织工匠修复部分灌溉渠道,试图恢复农业生产;二是“整合内部”,对“祖丁派”贵族进行封赏,将南庚遗留的部分封地与奴隶赏赐给亲信,同时对“南庚派”贵族采取“安抚为主、打压为辅”的策略,允许其保留部分财产与封地,前提是承认阳甲的统治。这些举措在短期内起到了一定效果——奄地的平民情绪逐渐稳定,“南庚派”贵族暂时停止反抗,都城的秩序得以维持。
然而,“内部稳定”并未解决商朝的根本危机,诸侯离心与外部威胁仍在加剧。阳甲继位第二年(公元前1247年),西部的丹山戎部落(活动于今山西东南部)趁商朝内乱,发起大规模袭扰,不仅掠夺了商朝西部边境的多个据点,还杀死了驻守边境的商朝将领,甚至威胁到从奄地通往西部的商路。丹山戎的袭扰,不仅让商朝失去了重要的粮食与物资来源,更让阳甲意识到:若不通过军事胜利重塑王室威望,诸侯将彻底脱离控制,商朝将面临“分崩离析”的命运。
在这种背景下,阳甲决定发动“西征丹山戎”的军事行动。为确保行动成功,阳甲进行了周密筹备:首先,他亲自前往东部的大彭国,试图说服大彭国国君彭伯出兵协助——大彭国是当时少数仍与商朝保持友好关系的诸侯,且拥有较强的军事力量;其次,他下令整合“祖丁派”贵族控制的私兵,拼凑出一支约三千人的军队,并从王室仓库中调出仅存的青铜兵器与盔甲,装备军队;最后,他制定了“突袭战术”,计划趁丹山戎部落分散劫掠之际,集中兵力攻击其核心营地,一举击溃对方。
然而,这场寄托着阳甲“重塑威望”希望的西征,最终以“无功而返”告终。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大彭国拒绝出兵——彭伯虽表面上对阳甲表示尊重,但深知商朝实力衰退,不愿为“没落的宗主国”消耗自身力量,仅象征性地赠送了少量粮食,并未派遣一兵一卒;其二,军队战斗力低下——阳甲拼凑的军队由贵族私兵组成,缺乏统一指挥与协同训练,士兵们因粮饷不足而士气低落,甚至在行军途中出现逃亡;其三,情报失误——丹山戎部落提前得知了商朝的军事行动,将分散的部众集中起来,依托山地地形设下埋伏,当商朝军队抵达其核心营地时,遭到伏击,损失惨重,不得不仓促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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