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耿地的水患危机,祖乙不得不考虑再次迁都。此次选址,他将“远离黄河流域、避免水患”作为核心原则,同时兼顾“便于联络诸侯、保障军事安全”的需求。巫贤与大臣们经过多方考察,最终推荐邢地(今河北邢台)——邢地位于太行山东麓,远离黄河主河道与支流,水患风险极低;且地处华北平原腹地,土地肥沃,便于发展农业;更重要的是,邢地东接大彭国(今江苏徐州一带),南邻商朝核心统治区,北可防范北方游牧部落,地理位置极为优越。
祖乙四年(公元前1314年),商朝启动第二次迁都,目的地为邢地。与首次迁都相比,此次迁移更为从容——耿地虽遭水患,但统治中枢未受重创,且经过首次迁都的经验积累,官员们对迁移流程更为熟悉。祖乙下令在邢地规划建设“规制更完善”的新都:不仅修建了更高更厚的城墙,还挖掘了环绕都城的护城河,提升防御能力;同时划分“王宫区”“贵族区”“平民区”“手工业作坊区”与“集市区”,形成功能明确的都城布局。同年年底,第二次迁都完成,邢地成为商朝的新都城。
在第二次迁都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特殊情况:部分商朝公族(王室旁支)因“眷恋耿地故土”或“不愿再次迁徙”,拒绝跟随祖乙前往邢地。这些公族在耿地拥有封地与产业,且在河亶甲、祖乙时期积累了一定的势力,若强行逼迫其迁移,可能引发内部矛盾;若放任其留在耿地,又担心其因“脱离王室管控”而形成割据势力。面对这一难题,祖乙展现出灵活的政治智慧——他决定“分封耿地,以亲族镇之”,将自己的弟弟祖丙封为“耿侯”,赐耿地为封地,建立耿国,让祖丙率领愿意留下的公族与平民,在耿地继续生活。
祖丙受封后,在耿地积极开展重建工作:组织民众修复被洪水破坏的房屋与农田,修建水利设施防范后续水患;同时严格遵循商朝王室的政令,按时缴纳贡赋,定期前往邢地朝见祖乙,确保耿国始终处于商朝的统治体系之内。这一安排,既安抚了不愿迁移的公族,又将耿地纳入王室亲族的管控范围,避免了地方割据的风险,成为商朝“以分封制稳定地方”的早期实践,也为后世周朝分封制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尽管迁都邢地后,商朝暂时摆脱了水患困扰,但祖乙并未停下“优化统治中心”的脚步。经过数年治理,祖乙逐渐意识到,邢地虽无水患,但“距离东部诸侯较远”,不利于管控东南方的夷族部落(如蓝夷、班方);且邢地周边多为平原,缺乏天然屏障,若遭遇大规模外敌入侵,防御压力较大。祖乙八年(公元前1310年),在巫贤的建议下,祖乙决定进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迁都,目的地为庇地(今河北邢台广宗县北大平台,又称“沙丘平台”)。
庇地的优势远超邢地:其一,地理位置更优越——庇地位于邢地东南方向,靠近大彭国,便于与这位忠诚的诸侯联络,借助大彭国的军事力量防范东南夷族;其二,自然条件更适宜——庇地地处华北平原与黄河冲积平原的交汇处,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既适合发展农业,又有广阔的草原可发展畜牧业,能为都城提供充足的粮食与物资;其三,防御条件更完备——庇地周边有低矮丘陵环绕,可作为天然屏障,且距离商朝东部边防重镇较近,便于军事调度。
祖乙八年秋冬之际,商朝启动第三次迁都,次年(公元前1309年)春完成迁移。此次迁都后,庇地成为商朝最稳定、最繁荣的都城——祖乙在此营建了规模宏大的王宫与宗庙,筑起象征王室权威的社稷坛,修建了供贵族居住的营室与供平民交易的集市;同时推广先进的农耕技术,鼓励开垦荒地,庇地周边很快成为商朝的“粮食主产区”,手工业与商业也随之兴盛,都城人口大幅增长,呈现出“中兴”的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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