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思王 (4-2)

更严重的是，诸侯们敏锐地察觉到商王室的衰落。此前，商朝在太戊、仲丁时期，凭借强大的国力与权威，诸侯们需按时朝贡、出兵助战；而外壬统治时期，王室内部自乱阵脚，对诸侯的管控力急剧减弱，部分诸侯开始以“天灾”“内乱”为由拖延或拒绝朝贡，甚至与周边部落结盟，隐隐有脱离商王室控制的趋势。这种“诸侯离心”的现象，进一步削弱了商朝的政治威望，形成“王室内乱—诸侯离心—国力衰退”的恶性循环，商朝从此彻底告别“太戊中兴”的辉煌，步入“中衰”的轨道。

关于外壬的在位年限，史料记载存在差异：《竹书纪年》称其“在位十五年”，而部分后世文献（如《通志·三王纪》）则记载为“在位十年”。现代史学研究结合甲骨文卜辞中“外壬年祀”的记录，倾向于“十五年说”——卜辞中提及外壬时期的祭祀活动延续至“十五年”，且有“外壬十五祀，作册般铭”的记载，佐证了其在位时间较长。公元前1325年（按在位十五年推算），外壬因病去世，由于他生前未能解决继承制度的根本问题，其去世后，河亶甲立即发动军事行动，夺取王位，商朝的内乱进一步升级。此外，由于外壬统治时期王室衰落，丧葬规格远不及前代君主，其葬地也未留下明确记载，至今仍是考古学界未解之谜。

外壬继位初期，除了内部的继承危机，外部的诸侯叛乱也接踵而至。其中，姺国与邳国的叛乱最为严重，这两个与商王室渊源深厚的侯国，公然举起反旗，成为压垮外壬统治的又一根稻草。

先看姺国。姺国的国民是有莘氏的后裔，而有莘氏与商朝的关系可追溯至商汤时期——商汤曾娶有莘氏之女为妃，有莘氏的贤臣伊尹（一说伊尹是有莘氏的奴隶）更是辅佐商汤灭夏建商的开国功臣。因此，自商朝建立以来，有莘氏一直是商王室最核心的盟友，姺国作为有莘氏的封地，也长期享有商王室的优待：不仅拥有较大的自治权，还能获得王室赏赐的青铜、奴隶与农田。在太戊、仲丁时期，姺国始终忠诚于商王室，按时朝贡，甚至在仲丁抵御蓝夷入侵时出兵相助。

但到了外壬统治时期，姺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一方面，商王室的衰落让姺国失去了依附的底气——此前，姺国依靠王室的权威，在周边部落中保持优势地位；而外壬时期，王室内乱不断，已无力为姺国提供保护，姺国为求自保，开始寻求独立发展的可能。另一方面，姺国在长期的发展中，势力逐渐壮大，其封地涵盖今山东曹县至河南商丘一带，土地肥沃、人口众多，具备了与商王室抗衡的实力。当外壬因内部矛盾焦头烂额时，姺国国君认为时机成熟，便以“外壬继位非法”为由，宣布不再向商王室缴纳贡赋，正式发动叛乱。

再看邳国。邳国的渊源比姺国更为久远，其先祖是夏朝的车正奚仲——奚仲是夏禹时期的重臣，因发明马车、主持交通建设而深受夏禹信任，被封于邳地（今江苏邳州一带）。夏朝末年，邳国转而依附商汤，其首领仲虺（奚仲的后代）曾担任商汤的左相，辅佐商汤制定灭夏战略，是商朝的开国元勋之一。因此，邳国在商朝前期地位极高，享有“世卿世禄”的特权，其国君可直接参与商朝的朝政决策，且拥有一支独立的军队。在太戊中兴时期，邳国积极配合王室的政策，推广农耕技术，参与边境防御，是商王室在东方的重要屏障。

邳国的叛乱，同样源于对商王室衰落的判断。外壬继位后，商朝的政治混乱与军事削弱，让邳国国君意识到“依附王室已无利可图”。当时，邳国的势力范围已扩展至淮河中下游地区，控制了重要的水上贸易通道，经济实力雄厚；同时，邳国与东南方的夷族部落建立了联系，获得了外部支持。在姺国叛乱后，邳国国君认为“商王室无力镇压两线叛乱”，便迅速响应姺国，宣布叛乱——不仅停止朝贡，还出兵攻占了商朝在东方的两个据点，掠夺了大量粮食与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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