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发展上,外丙延续了商汤“农商并重”的策略。他鼓励百姓开垦荒地,规定“新垦之田,三年不征”,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他放宽了对商业活动的限制,允许商人自由往来于各诸侯国,并在亳都设立“市”(专门的交易场所),由官员负责管理市场秩序、调节物价。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商朝内部的物资流通,还吸引了周边方国的商人前来贸易,为商朝积累了更多财富。短短三年间,商朝的统治基础愈发稳固,诸侯反叛的情况几乎绝迹,百姓安居乐业,为后续仲壬、太甲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外丙去世后,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王位传给了他的弟弟——商汤的第三子仲壬。仲壬的称谓同样存在多种记载,《史记》称其为“仲壬”,《竹书纪年》则记作“中壬”,部分甲骨文卜辞中还出现过“燕壬”“工壬”等别称,这些差异可能与不同地域对王室成员的称呼习惯有关。此外,因仲壬继位后曾短暂将都城迁到亳都南部的“南亳”(今河南商丘以南),后世也有“南壬”的说法,以标注他统治时期的都城变迁。仲壬姓子,名庸,“庸”在商代有“持中守正”之意,这一名字或许正是他性格与治国理念的写照。
仲壬的成长轨迹,自幼年起便与商朝的崛起紧密相连。他自幼聪慧过人,对知识有着极强的求知欲。在商汤灭夏前,商族的王室教育已形成体系,仲壬六岁起便跟随专门的“保傅”(王室教师)学习天文历法、典章制度与甲骨文读写。不同于兄长太丁专注于军事,仲壬对文化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擅长琴棋书画——他弹奏的琴曲,既有描绘战场壮阔的《武舞》,也有歌颂民生安乐的《南风》,其旋律被后世乐官收录于《大濩乐》的附属篇章;他的书法则模仿甲骨文的笔意,笔法遒劲,曾为商汤的宗庙题写过“明德惟馨”的匾额,流传至今。
仲壬的政治与军事素养,很大程度上源于早年的战场历练。年仅12岁时,他便获准跟随商汤出征,参与平定夏桀残余势力的战役。当时,夏桀的部下在东方的淮夷地区煽动叛乱,商汤亲自率军征讨,仲壬虽年幼,却主动请求跟随,负责记录军情与传递命令。在军营中,他目睹了商汤如何调兵遣将、如何与诸侯结盟,更在伊尹的悉心指导下,学习分析战场形势、制定战术策略。一次,商军被叛军围困在一座孤城,仲壬根据自己观察到的地形,建议商汤“声东击西”——假意从东门突围,吸引叛军主力,实则从北门的密林小路撤出,再联合外围诸侯回师夹击。这一计策最终成功解围,也让商汤对这个年幼的儿子刮目相看,称赞他“有乃父之风”。
随着年龄增长,仲壬在商族政权中的角色愈发重要。商汤灭夏后,仲壬负责管理王室的仪仗与外交事务,曾多次代表商汤出使各方国,以“仁德”为号召,说服那些摇摆不定的诸侯归附商朝。他的外交辞令既不失王室的威严,又充满亲和力,例如在劝说淮夷部落归附时,他没有以武力威胁,而是强调“商与淮夷,皆为炎黄后裔,当共守太平,而非相互攻伐”,最终促使淮夷部落献上贡品,与商朝结盟。这些经历,为他日后继位治理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公元前1584年,外丙去世,仲壬在伊尹等大臣的拥戴下继位。作为商朝的第三任君主,仲壬深知“守成不易”,因此将“遵循祖制、稳定朝政”作为施政核心。他明确表示“汤之法制,乃商之根基,不可妄改”,继续沿用商汤时期的官制、赋税制度与祭祀礼仪。在官员任免上,仲壬坚持“任人唯贤”,既重用伊尹、仲虺等老臣,也提拔了一批在地方治理中表现突出的年轻官员,例如任命在关中地区推广农耕技术的官员为“农正”,负责全国的农业生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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