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夏之后,商汤并未立即称帝,反而展现出极高的政治智慧与谦逊姿态。当时,天下诸侯纷纷携带贡品前往亳都朝贺,有的诸侯甚至提议商汤“仿夏禹之制,称天子,定九鼎”,但商汤却婉言拒绝:“吾本为商族小侯,因夏桀暴虐,不得已而伐之,今虽灭夏,实乃天意与诸侯之力,吾何敢独居天子之位?”
在接待诸侯时,商汤始终以“诸侯之长”自居,而非“天下之主”。他亲自到亳都郊外迎接前来朝贺的诸侯,与他们同乘马车进入都城;在朝会之上,商汤将诸侯们按势力大小与归附先后排序,自己则坐在诸侯之列,而非高踞于宝座之上;对于诸侯们献上的贡品,商汤也并非独自享用,而是将其分为三份——一份用于祭祀天地祖先,一份赏赐给有功的大臣与诸侯,一份用于救济贫苦百姓。
商汤的谦逊之举,赢得了诸侯们的广泛尊重与信任。《史记·殷本纪》中记载:“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正是这种“以谦得众”的政治策略,让诸侯们心甘情愿地拥护商汤成为天下共主。在“三千诸侯”的共同推举下,商汤最终在亳都的天坛举行了登基仪式。仪式当天,商汤身着由蚕丝与葛布制成的朴素祭服,手持玉圭,对着苍天宣读祭文:“夏桀失德,天命转移,汤不敢违天,谨受天命,为天下主,必当仁政爱民,以报天意与诸侯之信。”
登基之后,商汤依然保持着谦逊的作风。他下令废除夏朝的“天子仪仗”,减少宫廷的奢华开销,将节省下来的财物用于发展生产与改善民生;在处理诸侯事务时,商汤也并非独断专行,而是设立“诸侯议事会”,让诸侯们共同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这种“谦尊而光”的统治方式,不仅巩固了商汤的天子之位,更营造了“诸侯和睦、天下归心”的政治局面。
商汤建立商朝后,将“仁政”作为治国的核心理念,推行了一系列以“减轻征敛、鼓励生产、安抚民心”为核心的政策,这些政策如同“粘合剂”一般,有效增强了商王朝的内部凝聚力。
在经济方面,商汤下令“什一而税”,即百姓只需将收获物的十分之一缴纳给国家,这一税率远低于夏朝末年“什五而税”甚至“什七而税”的沉重负担。同时,商汤还鼓励百姓开垦荒地,规定“凡开垦新田者,前三年免征赋税”,并派遣农官到各地指导农业生产,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与农具。这些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商朝建立后的短短几年内,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便得到了迅速恢复与发展,粮食产量大幅提高,百姓逐渐过上了“仓廪实、衣食足”的生活。
在社会治理方面,商汤废除了夏朝的严刑峻法,制定了相对宽松的法律条文。夏朝时期,因偷盗、逃亡等小罪而被处死、致残的百姓不计其数,而商汤则规定“小罪以罚代刑,大罪从轻发落”——偷盗者只需赔偿财物,逃亡的奴隶若主动归乡,可免除惩罚。同时,商汤还设立“惠民仓”,用于救济孤寡老人与贫苦百姓;建立“乡校”,让百姓们在农闲时学习礼仪与文化知识。这些举措让商朝的社会秩序日益稳定,百姓对新王朝的认同感不断增强。
商汤的仁政不仅惠及中原地区的百姓,更吸引了远方部落的归附。黄河上游的氐、羌部落,原本与中原王朝素无往来,且因地域阻隔与文化差异,对夏朝始终保持着警惕。但听闻商汤的仁德之名后,氐、羌部落的首领亲自率领使者,携带牦牛、羊皮、玉石等特产前往亳都朝贡,表示愿意归附商朝。商汤热情接待了氐、羌使者,不仅回赠了丝绸、青铜器等中原特产,还与他们签订了“互不侵犯、互通有无”的盟约。此后,氐、羌部落与商朝保持着长期的友好往来,成为商朝西部边境的重要屏障。
商汤深知,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关键在于是否有贤才辅佐。因此,在建立商朝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理念,打破了当时“以出身论贵贱”的传统观念,为商朝聚集了一批顶尖的治国人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仲虺与伊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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