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停在荒原的第三夜,伊文洁琳发现女儿的睫毛结了霜。
起初她以为是月光——那层银白色的晶粒沿着孩子的睫毛生长,像初春河岸的芦苇芽。她呵着热气去暖,舌尖尝到铁锈味才意识到自己咬破了嘴唇。车厢里的哭嚎早已沉寂下去,只剩三十七具躯体在黑暗中交换体温。她解开棉袄纽扣,把六个月大的玛莎塞进贴胸的位置,肋骨被冰凉的襁褓硌得生疼。
"妈妈在呢。"她哼着丈夫教她的德涅斯特民谣,调子被冻得支离破碎。最后一次感受到女儿心跳时,她的拇指正抚过孩子发青的脚掌——那么小的脚,还不如她丈夫的烟盒大。那个总爱把烟叶分给战友的混账,被宪兵拖上卡车时还穿着睡裤。
黎明时分,玛莎变成了她怀里一块安静的油纸包。
马克拉克沃的雪地上,铁锹铲下去发出脆响。没有棺材,裹尸布是伊文洁琳的羊毛头巾,淡黄色,绣着向日葵图案。当冻土掩住那个小土坑时,她突然想起丈夫的烟盒还缝在自己大衣夹层里,锡皮上应该还留着体温。
后来她总在清晨第一个抵达奶牛场。
挤奶时金属桶沿结着冰碴,她就把玛莎的名字拆解成音节:М-а-ш-а,每念一个字母就挤压一次乳头。直到某天发现指关节裂开的血痕染红了牛奶,才惊觉自己已经忘记女儿眼睛的颜色。
现在她站在叶甫根尼的门槛上,两瓶牛奶在掌心摇晃。
玻璃瓶内壁凝结的水珠滑下来,像那列永远到不了站的火车窗上的泪痕。
伊文洁琳是从列宁格勒的雪里爬出来的。
她本是个农民的女儿,家里有黑麦田、桦树林,和一条总在春天泛滥的小河。革命前,她最大的烦恼不过是磨坊主克扣面粉,或者弟弟又偷吃了她的糖块。可战争来了,先是丈夫被征走,再是村庄烧成焦土,最后连糖和面粉都没了,只剩下配给卡上冰冷的数字。
于是她来到了马克拉克沃,成了集体农庄的会计。
说是会计,其实什么都干——清晨挤牛奶,中午核对账目,下午扛着斧头劈柴,晚上还要给夜校的工人们扫盲。她年轻,力气大,手指却意外地灵巧,能一边打算盘一边教女工们认字。人们都说,伊文洁琳的手是冻土上少有的、还能生火的东西。
“伊文洁琳,仓库的土豆发芽了!”
“伊文洁琳,奶牛场的秤坏了!”
“伊文洁琳,安德烈又逃学了!”
她总是应着,脚步匆匆地穿过雪地,围巾在风里翻飞,像一面褪色的红旗。
伊文洁琳不哭。
她埋掉女儿的那天,雪下得很大,坑挖得很浅,因为冻土太硬,铁锹只能啃出个勉强能放下孩子的凹陷。有人递给她一块木板,问要不要刻个名字。她摇摇头,说不用了,反正春天来了,雪一化,就什么都找不到了。
人们以为她会崩溃,会像其他失去孩子的母亲一样,在夜里尖叫着醒来,或者抱着小小的衣服发呆。但伊文洁琳没有。
她只是干活。
清晨四点,奶牛场的灯还没亮,她已经蹲在牛棚里,手指熟练地挤压着温热的乳头。牛奶“滋啦滋啦”地喷进铁桶,白色的泡沫溅在她的围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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