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淮盐 败也淮盐 (3-2)

　　道光十一年正月，陶澍正式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拟定“两淮盐务章程”十五条，包括“裁减浮费、慎重出纳、裁选总商、疏浚运道”等等。既大力缉查私盐，实施“官督商运”，又“加斤减价”，将原规定每引盐364斤，增加到500斤，部分免征税款，以鼓励盐商改变“夹带逃税”积习。

　　陶澍又根据“淮南患于积盐不销，淮北患于无盐到岸”的具体情况，在淮北试行“票盐”制，改“引盐”专卖为对民间资本开放，平民百姓只要购买盐票，即可自行各处贩卖。

　　为提倡廉洁奉公，陶澍除坚决退回盐政每年例送的二万两“红包”外，还将自己兼任盐政的养廉银(职务津贴)五千两，归入“节省”项下，全数上缴中央户部。大领导带头示范，属下岂敢不跟进?一年下来，两淮盐政裁减的各项“浮费”，多达十六万两。

　　陶澍主持两淮盐务改革，前后八年多。在此之前，淮南拖欠公款一千九百多万两，淮北拖欠盐税二百余万两，到了道光十九年(1839年)，淮南、淮北共上缴正杂项税银二千四百多万两，尤其是淮北改行“票盐”后，成本大减，盐价下降，百姓得益，税收也回升了。

　　不过，本可只手遮天、从“浮费与摊补”中肆意取利的总商们，却因此大受打击。清朝文人笔记中有记载：道光年间，因陶澍改纲盐法为票盐法，“扬商已穷困”。扬州，这座数百年来极端依赖盐商巨额财富支撑的商业都会，似乎窥见了它繁华的尽头。

　　但细心考察当年实情，“扬商已穷困”并非陶澍改革的结果，反而正是其诱因。早在乾隆晚期，即18世纪末，两淮食盐专卖制度已步履艰难，因官盐价高滞销，私盐日益猖獗，盐商人数锐减。乾隆六十年(1795年)，淮北盐区原有的20家运商只剩下12家，连年迈的乾隆皇帝本人，对淮盐销量持续下降，也感到忧心忡忡。

　　更早之前的1789年，历任“首总”(首席总商)多年的扬州盐商一代巨富、乾隆爷的“布衣之交”江春，在贫困潦倒中黯然辞世，已传出两淮盐业与扬州繁华终将衰落的最初信号了(详见2014年1月20日D7版《富甲天下“八总商”》)。

　　成也淮盐 败也淮盐

　　江春晚年家业衰败，原因很多，但长年接待皇帝下江南的铺张靡费，无穷无尽的报效捐输，应是其中的关键。据现代学者研究，乾隆朝前期，即1738年至1771年之间，商人报效朝廷不到1000万两银子;到了乾隆后期及嘉庆初年，即1773年至1804年间，报效额增加到接近2700万两。

　　富甲天下的扬州盐商，自然是商人报效的主力，为了好大喜功的乾隆爷顺利完成“十全武功”，他们可谓竭尽心力。加上那些年苗民、白莲教相继起义，两淮地区水旱灾害频生，为应付激增的军费开支，以及灾后重建、兴修水利，从中央到地方，都紧盯着扬州盐商们看上去鼓鼓的钱袋子。

　　官府仍把扬州盐商当作没有额度限制的“提款机”之时，两淮盐业的危机全面爆发。道光二年(1822年)，江春之后最有权势的“首总”黄至筠，遭到出身盐商世家的大学士曹振镛告御状，指其涉嫌贪污腐败，对属下盐商过分摊派及强行借贷。手眼通天的黄氏虽然最终逃脱了惩罚，但此事已成人尽皆知的丑闻。同一年夏天，自两淮运抵汉口的413船官盐(数量接近湖南、湖北两省销盐额的一半)，足足停靠了半年，因市场滞销无人领受，竟无法卸货。

　　陶澍兼理两淮盐政之后，亲眼看到了扬州盐商境况的萧条，他写道：“查淮商向有数百家，近因消乏，仅存数十家，且多借资营运，不皆自己资本。更有以商为名，网取无本之利，并不行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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