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二年,江西的一个老学究深居书斋多年,不懂官场规矩,更不知道满清皇帝文化心理上的软肋所在。当他看到《康熙字典》中存在的问题,便犯上了知识分子的较真病,私下删改不说,还另编《字贯》一书。《康熙字典》乃钦定之书,敢于对该书进行批评,自然是“罪不容诛”。江西巡抚海成侦知此事,不敢怠慢,立即上报朝廷,又将老学究革去举人,投入大狱,隔三差五地提出来审讯,同时又把案宗上交乾隆。乾隆在审理案宗时,发现该书凡例中将康熙以下以至他自己的庙讳、御名各以本字开列,“深堪发指”,立即传旨将罪犯移押京师,照大逆律处决。同时巡抚海成也受牵连。他虽首举有功,但却因未及时发现这一重大问题,而被乾隆咬牙切齿地斥为“天良昧尽”,革职下狱。
从一系列的文字案上看,除了胡中藻案与政治有点关联外,其余的多因乾隆神经过敏症所引发,涉及人员大多是下层文人,有文学青年,还有老不及第的秀才,甚至连一些早已作古的墓中之人也未能幸免。可以说,乾隆坏事干了不少,功绩也不少,整人很是有一套手段,光拿下层人民开刀,杀鸡骇猴,把狂妄自负的文人们整得大气不敢出,还不得不从心眼里服人家,还不得不拈起笔来撰写人家是一代明君、一代圣贤。
在我眼中,哼!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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