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仁天皇的侍从日记 (3-2)

　　日本人重视细节真实

　　从小仓日记可以看出，日本人对历史的认知十分重视细节真实，从小仓库次写日记用的纸，到他的平民出身，学者和媒体会通过对各种迹象的分析让民众信服这部日记的真实性。这恰恰反映了日本人的一种历史观。那么，在二战历史问题上，日本是否给国民提供了足够多的“细节真实”呢？答案是否定的。

　　2015年3月10日，《朝日新闻》刊登了一位79岁的日本老人的来信。这位来自山梨县的老人大村袈裟说：“安倍首相关于从军慰安妇的发言在国内外引起波澜。首相强调狭义上的强征慰安妇缺乏证据，而战争结束时我曾参与过旧日本军队严格的销毁证据的工作。”

　　大村16岁当上了海军少年兵，18岁在航空部队学习时日本战败。他回忆说：“尽管我们的学校不是实战部队，但依然被要求回收所有‘军机密’和‘军极密’文件，连秘密性不高的教科书也一律回收，然后在练兵场的一角挖个洞，整整烧了三个昼夜……旧日本军队的所有部门应该都接到了这种销毁证据的指示和封口令。慰安妇问题涉及战场上的性暴力和人权，缺乏证据或证人是自然的事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冯昭奎研究员每年都有很长时间在日本的大学里教书，讲授中日关系史课程。他告诉记者，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日本的历史教育中，对近代史，特别是二战期间日本的战争史讲得很少，而且这段历史也没有纳入考试范围，因此，日本中青年人的近代史知识相当不足。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江永也有同感。他曾在东京的迪斯尼乐园看过一场讲述日本历史的环幕电影，影片在讲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果后，一下子就跳到了战后日本的迅速发展。刘江永说，迪斯尼乐园里的电影，主要观众都是日本的少年儿童，从这个细节中不难看出，日本的历史教育，包括社会上的历史教育，都想略过和擦掉那场战争。

　　但毕竟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冯昭奎通过在日本讲课感觉到，日本的年轻人中，渴望了解二战历史的人很多，但他们大多只能从社会上、媒体上获得有关这场战争的片面和错误的信息。冯昭奎认识一位中国教师，有一次他在京都的一所大学里给日本学生讲南京大屠杀，结果有一个日本学生站起来大声反驳，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显然，他接受的是日本右翼对这个历史事件的说法。中国老师没有和他争吵，而是耐心地告诉他可以去读哪些书，开列出的书都是日本威望很高的历史学家写的著作。结果，这个日本学生读完这些书后，还专门去了一趟南京，仔细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回来以后，他对中国老师和其他同学说：“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就和说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是捏造的一样。” 冯昭奎说，日本社会的绝大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人，和那些顽固的日本右翼是不同的。那些右翼从心底里认为日本发动的战争是解放东亚的圣战，是对的，所以根本就不顾史实，还歪曲、否认、抹杀史实。对日本的年轻人来说，只要让他们看到真实的证据，他们是能够接受历史真相的。在这方面，日本社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历史认知上注重实证，特别注重细节的真实。

　　有人总是避开结果谈细节

　　刘江永说，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主要来自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和强征慰安妇这样的具体战争罪行。而日本右翼在歪曲、抹杀历史的时候，也是利用日本社会的这种特点，从否定细节入手。比如像南京大屠杀，就纠缠在到底杀死了多少中国人的问题上，我们说死了30多万人，他就要你拿出具体的数字，精确到个位数，还要有名有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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