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先煜,抗日名将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生前系重庆市文史馆员、政协委员。1938年,他在国民党新八师服役,亲自勘察、指挥了炸黄河大铁桥、花园口决堤等影响抗日战争局势的惊天战事。以下是他在临终之前,首度开口,回忆这段峥嵘岁月的自述。
熊先煜的自述:
郑州告急,程潜命令蒋在珍炸毁黄河大铁桥以阻日军。蒋在珍命令我指挥工兵连实施炸桥任务
“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已到生死存亡关头。中国军队武器窳劣,以血肉之躯与强敌殊死抗击,在残酷的消耗战中挫敌凶焰,使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破灭。覆国之际,***被迫与共产党合作,两党携手,共御强寇。
1938年2月12日,新八师(由黔军改编)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将军之命,由郑州火速开赴黄河大铁桥两岸布防,并奉命在强敌逼近北岸之际,毅然炸毁黄河大铁桥,使敌机械化部队不能长驱直入郑州。
13日,我随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将军乘火车由郑州出发,经广武县境,到达黄河南岸车站,在此设前敌指挥所。我当时24岁,任师部上尉作战参谋,负责防务部署,并协助参谋长处理作战事务。
晚饭后,蒋在珍命我前往黄河铁桥,向已先期赶到的工兵连了解炸毁大桥的准备情况。当时天色已晚,春寒料峭,阵阵冷风从河面上刮来,像刀子一样割脸。指挥所离黄河铁桥约3公里远近,我带了两个卫兵,以手电筒照路前行。沿途只见黑影憧憧,踽踽而行者皆是由北岸过来之逃亡百姓,或哭或泣,拖家带小,背包提箱,其情其景,惨不忍睹。
我到达桥上后,工兵连连长周玉睿即来见我,报称该连已经开来三日,各项准备业已完成,对于炸毁大铁桥,确有充分把握。周玉睿连长还告诉我,漳河以北之敌,连日沿平汉路南犯,我二十九军各部迎击于安阳、汤阴、汲县等地,战斗惨烈无比。每日此间有大批伤员过桥。据闻我军力不能支,已逐渐南移,敌人以大批坦克为前锋,正由汲县南下,很快将驶抵黄河北岸。
蒋在珍将军听罢我的报告,顿时紧锁眉头,满脸阴云叹息道:“以我穿草鞋持步枪之兵卒,迎战日寇之坦克装甲,岂能战而胜之?看来我万余贵州兄弟,指日之间,便要血溅黄河了。”
14日上午我们正吃早饭,敌机突然来袭,陡然间警报声响得惊心动魄。我和指挥所里的官兵们乱纷纷跑出车站,疏散到田野上。此处无任何防空隐蔽之物,我们或蹲或立或卧,皆举眼看天,目睹涂有血红太阳旗标志的敌机在空中如入无人之境,我们除了气愤却也无法可施。敌机群呼啸而过,并未投弹,观其飞行方向,估计是去轰炸郑州。敌机过后,我们刚松了一口气,回到指挥所不一会儿,便听远处声如巨雷。我冲出门一看,原来是敌机在归途中沿路投弹,顷刻间,指挥所北侧篮球场落三弹,铁路对面中国银行也被炸,烟火冲腾,泥石飞溅。百姓死伤无数,民居着火,男女老幼大呼小叫仓惶奔向田野。牛在狂奔,狗在乱蹿,鸡飞上房,猪撞墙倒。仅几十秒钟后,天地又归于宁静,仿佛刚刚结束了一场噩梦——但这毕竟不是梦,四处房子在熊熊燃烧,田野上到处响起了撕肝裂肺的哭喊。
这时我猛听见指挥所电话铃骤响,我飞步奔入,抓起一听,是驻郑州的军部来的电话,通告敌机十余架轰炸郑州市区,车站及大同路一带伤亡损失惨重。
午后一时许,我随蒋在珍师长乘手摇平板车赴黄河北岸视察阵地,随行的还有警卫营营长刘荫培、副官郑自襄和两名卫士。平板车到达铁路桥上,因八十二孔处上午被敌机炸坏,南撤列车已经受阻,工兵们正全力以赴抢修。官兵见师长来到第一线,纷纷呐喊请战,还有不少学生官兵咬破指头写血书,场面极为感人。稍顷,通知已可以行车,及抵北岸,蒋师长接见第一团团长傅衡中,并向该团官佐慷慨训话,勉励众官兵面对强敌宁为玉碎,不做瓦全,誓为中国军人争荣光,并表示自己将为全师表率,与敌血战到底,然后视察桥头堡阵地后方返回南岸指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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