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拿破仑战争”看满清王朝丧权辱国的根本 (4-3)

最重要的是，清朝的改革与与日本的维新相比， 一个最大的不同，是改革参与者的差异。 清朝的改革更多的是一些上层人士的活动，而明治维新则是一种全民的运动， 并且在开始那几十年， 除了少数商人以外， 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反而受到很大的影响。主导维新的是一批年轻武士(1868年他们的平均年龄是30岁)，他们的改革带来的后果是整个武士阶层的消亡。 普通人的税收也加重了，而且还要负担以前不用服的兵役。对于东亚国家来说， 统治集团能够动员起传统机器进行激烈但在掌控之下的西化运动，而不会引得四分五裂或引发革命，是很难得的。日本人的牺牲得到的补偿，是国力的增强和本国地位的提高。对日本人来说，一切措施都只是达到民族振兴计划的工具。日本人之所以能说服自己保持团结和承受牺牲的秘诀，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

按前些年很流行的《世界是平的》的说法，由于19世纪各国接触和竞争的加强，为了进行有效的统治或是发挥国家的全部力量，各国都在由原来因为由于对君主的个人效忠或由于宗教纽带而维系的传统国家， 改变为现代的民族国家。 在19世纪，民族国家的创立，已经变成一种普遍接受的信念。

所谓的民族国家， 就是其最高政治当局要以某种方式依赖和代表本国居民的意志和看法。 这里必须是一个民族，而不仅仅是一大群人。 这个民族在某些方面必须基本上有共同的感受和意愿。国家通常是(尽管不总是)由所有讲同一种语言的人组成。 一个国家还可以具有相同的血统或种族起源(不管怎样搞错都行)的信念，或者具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前途，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地理中心和共同的外部威胁这样一种意识。

国家的形式有多种多样， 但它们毫无例外地都有感受到自己可算是永久的社会， 在这里， 各个人和他们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子女，有着一种共同的命运。“民族”是各个国家的新公民宗教， 它提供了使所有公民附着于国家的黏合剂，提供了将民族国家直接带到每一个公民面前的方法， 并可平衡人们对那些“超越政府的事物”(如宗教，与国家不一致的民族或人种，或阶级差别)的效忠。

民族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为的。 从历史上看它是个新事物，虽然它体现出人类群体某些非常古老的反对“外人”所具有的，或他们认为他们具有的共性的东西。实际上民族是需要被建造的。撒丁王国首相阿泽利奥在1860年说道：“我们已经缔造了意大利， 我们必须接着缔造意大利人。” 因此建立强制推行民族一致性的机制至关重要。 特别是国家教育机制(主要是小学，用以向学生强行灌输爱国主义等社会价值， 并推广标准民族语言)，军队(特别是义务兵役制)，国家就业机制等。国家通过普通但无所不在的代理人， 从邮差警察到教师，而直接向下接触到其境内每个公民的日常生活， 它们可以要求公民积极地投入国家，这便是所谓的“爱国心”。 这样，政府和被统治者通过民族主义，在道义和心理方面建立了联系。明治维新，也就是这样使一个新的自豪的民族得以在日本崛起。

由于清朝的统治者是少数民族，因此即使在国家危急关头，也只能求助于传统的资源，即对皇帝个人和对文化传统的忠诚。 如果提倡民族主义，人们很自然地就会对满洲人的统治地位产生质疑，因此中国迟迟不能实现向民族国家的转型。这种新型的民族国家和旧的传统国家在凝聚力及效率发挥上的差别， 在甲午战争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对于日本平民和中国平民来说，战争对他们个人的影响程度都差不多， 但做出的反应强度却完全不同。(这就是主人翁意识么?)。只有到了推翻清帝国后，中国的民族主义才能顺利发展。到抗日战争时，虽此中日的国力差距比甲午战争时是更大了，但由于民族主义深入人心， 中国就变成不可征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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