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证明:人口剧增并不一定是“好事”,反而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负担,使得中国后来的工业化时期就业人口的比例失调,紧缩了优质劳动力的增长空间(余地),从而严重制约了现代化进程。
日益腐败的八旗体制
满清入关侵占全国,主要依靠八旗体制。每年旗禄几千万两白银,满蒙汉八旗成了满清政权的根本依靠力量。
民族歧视下的满清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缺德少才的满蒙王公、贵族官僚,长期窃居高位;朝廷执掌大权的达官贵人和各省巡抚总督,大多数为满蒙世袭,昏庸腐朽不堪。
在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的战斗中,八旗兵军纪已散,军力已大不如前。此后,八旗兵和八旗子弟更加骄怠,他们凭借权势,横行无忌,无恶不作;不仅军纪败坏,训练荒疏,而且生活腐化,吸毒聚赌,包伶嫖娼,敲诈勒索,蹂躏百姓。曾经剽悍英武的八旗兵,变成不能打仗、只会扰民的老爷兵,八旗子弟成了游手好闲的纨绔儿、坐吃山空的败家子;他们的形象就是提鸟笼、逛妓院、赶饭局、玩金鱼儿、斗蛐蛐儿、唱小曲儿……的一群“无知、无耻、无畏”的寄生虫。
后来,清廷但凡有战事,主要依靠绿营兵(八旗以外招募汉人组成的军队,因用绿色军旗而得名)。但60万绿营兵在衰败的社会大环境下也很快腐化:克扣军饷,兵匪勾结,贪污中饱,弊端丛丛,也沦为徒有其表,只能吓唬平民老百姓的花架子部队。嘉庆皇帝还是皇太子的时候,曾经随乾隆皇帝阅兵,所见到的却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闹剧(《嘉庆朝东华录》,卷7,嘉庆4年正月)。
以至于鸦片战争中,八旗、绿营、乡勇、团练都不管用,数十万清军被万余名英国远征军打败。中国从此陷入挨打的深渊。
文字狱
清朝文字狱的兴起旨在震慑反清势力,特征是:罪状由权势大人对文字的曲解而起,证据也由权势大人对文字的曲解而成。一个字或一句诗一旦被认为诽谤皇上或讽刺满清政权,即构成刑责。满清王朝初期,顺治、康熙“文字狱”还只是个别现象,到雍正皇帝在位时则成为一种暴虐的文字检察制度。文字狱浪潮中表现得最为反常疯狂者则是所谓“爱好文化”的乾隆皇帝!
关于“避席畏闻”的文字狱,史料极多;鲁迅先生也有所阐述。本文选取乾隆时期几个典型的文字狱,引录如下:
(1) 1753年,乾隆屡次到江南游历,民不聊生。江西抚州、千总卢鲁生假借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撰写劝止乾隆再下江南的奏章,辞意悲切,全国广为传颂。案发后卢鲁生千刀万剐,两个儿子处斩,受牵连定罪下狱的有一千多人。
(2) 1755年,内阁大学士胡中藻所着《坚磨室诗抄》中有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他故意把“浊”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测,处斩。广西巡抚满族人鄂昌跟胡中藻作诗唱和,在《塞上吟》一诗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认为鄂昌自己就是胡儿,诋毁同类,丧心病狂,下令自杀。
(3)1764年,秦州知州赖宏典向北京官员请托谋求升迁,信里说“点将交兵,不失军机”,乾隆认为他明目张胆谋反,砍头。
(4)1778年,江苏东台诗人、原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早已去世,遗着《一柱楼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乾隆认为“壶儿”就是“胡儿”,显然诽谤政府,嘲讽满清没文化。徐某剖棺戮尸,儿孙和地方官员全部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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