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响震千秋的绝交书《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先是将山涛这类趋炎附势的官僚描写成“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的没主见的怪物;紧接着又阐述自己追逐自由的决心,就如麋鹿虽身挂金饰,但仍志在丰草。然后,嵇康又写了自己不适合做官的“必不堪者七”和“甚不可者二”。
其中的“甚不可者一”,嵇康更是将矛头直指权臣司马昭,公开宣扬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要知道,当时名士王肃、皇甫谧等人为替司马氏篡位制造礼教依据,杜撰了许多汤武周孔的名言。嵇康在这里说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等于公开反对司马氏篡魏,这无疑戳到了人家的疼处,据说司马昭读毕此文,对嵇康深为嫉恨,杀心顿起。
嵇康作书与举荐他的挚友山涛绝交,体现了他不为强权所迫,不为荣华所惑的独立人格。然而中国古代几乎每一个统治者都是外仁义而内阴狠的,他们不会容忍任何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出现,去揭露他们的虚伪,去挑战他们的专制,公元263年,龙性难训的嵇康被统治者司马昭残酷杀害,高亢激越的《广陵散》终成绝响。
嵇康被处死的罪名虽然是“言论放荡,害时乱教”,但事实上,出身儒学世家的嵇康却是以生命为代价捍卫了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仁者精神,嵇康的死实则是求仁得仁,以身殉道。
那个年代,路人皆知,司马氏虽表面以孝治天下,但实则不忠不孝,公元260年,司马昭甚至指示手下刺杀皇帝(曹髦),面对弑君这样的大悖伦常,朝野上下却一片鸦雀无声,那些平日满口仁义道德的老道先生哪去了,他们全都哑巴了吗?不,是他们在刺刀下忘却了“威武不能屈”,是他们在荣华前丢弃了“富贵不能淫”,他们才是礼教真正的背弃者,他们才是真正的“害时乱教”。而此时只有嵇康也唯有嵇康敢直言揭露司马氏的虚伪丑陋,敢捍卫儒家的忠孝仁义并批判司马氏肆意歪曲的“汤武周孔”。可见,那时嵇康才是礼教最坚定的捍卫者和执行者,他捍卫了礼教最原汁原味的精神内核,决不允许半点政客的虚假污秽去亵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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