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是如何被政绩工程拖垮的？ (4-2)

　　即位后的杨广，急于要用最短的时间来成就自己的“圣王之业”。他认为如果一个帝王能够在他所统治的时代里，迎来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就能说明这个皇帝够得上一个圣君的标准。杨广一方面向高丽发动进攻，以实现“四夷宾服”的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又建东都、凿运河、筑长城、开驰道，在形象工程建设方面不惜下血本。

　　按照中国人评判历史的标准，杨广的这几个大手笔并不是一个安于享受的帝王愿意去做的。不管出于怎样的一番考虑，中华帝国以一种另类的姿态趋向杨广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一颗浮躁而澎湃的霸主之心，也由此得到了空前的满足。

　　对于诗人杨广来说，他要构建属于自己的乌托邦世界;可是对于皇帝杨广来说，这又是一项宏大而艰难的命题，而他又没有能力处理好个人英雄主义与千秋功业、人民的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营建东都，为了证明自己是权力正统的核心;修建长城，是为中华帝国树起一道坚固的屏障;修筑运河，是为了贯通南北漕运的血管;征伐高丽，是“圣王之业”弈局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棋，也是杨广运作帝王权力的胜负手。

　　在天下承平、国力强盛之时，用这种大工程来装点盛世的繁华是掌权者通常会采用的方式。如此集中、如此大规模地将这些形象工程连续上马，全国老百姓在短时间内几乎都被集中到劳动工地上。

　　杨广从即位那一刻起，就在倾力打造一个庞大的劳动生产线。中华版图宛如一个巨型的劳动竞赛场，他让自己的帝国陷入无休无止的大役之中，老百姓在生命难以承受的重压之下苦苦挣扎。

　　据史料记载，隋炀帝时期最著名的三大工程是，大业元年修东都洛阳，总计用十个月的时间，每月用工两百万;大业三年修长城，发丁百余万;大业元年到大业六年修大运河，累计用工三百万以上。

　　那么，大业年间老百姓的负担到底有多重呢?

　　史学家胡如雷先生曾经做过一项估算。从仁寿四年(604年)隋炀帝即位，到大业八年(612年)第一次东征高丽，在这八年的时间里，隋王朝一共上马了22项大的工程，总共动用的人力达到三千多万人次。隋炀帝时期全国人口才四千六百万，而八年时间就动用了三千多万人，每年平均征用四百万左右的劳动力，将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几乎是全国男丁的总数。那些罪在当下、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在当时看来完全是劳民伤财之举。

　　杨广为了成就自己的圣王之业，让整个帝国陷入到这种全民皆兵、全民皆役的疯狂状态中。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尤其是山东、河南一带，水灾成患。自然灾害对中国农耕社会经济的破坏，往往是一道无可挽回的致命伤。

　　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广袤的中华大地局部灾害是无年不有。更何况当时的情形已是“丁男不供，始役妇人”，男丁被抓去参与对外战争或者直接送到帝国大工地上当民工，由此造成“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也就是说，老百姓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很多人被逼沦为匪盗，冒着生命危险用非法手段来获取血酬以维系自己生存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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