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的气象如同一座山峦,从最初便铸造一个高峰,随即连绵延伸,到了贞观突然达到了空前巅峰,然而随之的安史之乱如同雪崩,瞬息之间帝国陷入了低谷。此后长时间里,曾经的盛唐进入低迷的形态,直到唐宪宗李纯登基,再度创造了大唐山峦的一个全新的高度。在唐宪宗的身后不久,当时的学者就已将将唐宪宗的“元和”年号与“贞观”“开元”并列一起,将唐太宗、唐玄宗、唐宪宗进行并列,看作是唐代最杰出的的三位帝王。到李淳出生之时,唐朝已经建国一百六十余年,至此已历经十一代皇帝。到了唐宪宗时期,大唐进入了关键的历史纬度。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七月二十八日,唐顺宗下发一道全国性的旨意,将帝位禅让给刚刚册立为太子三个月的李淳:“其军国政事,权令皇太子纯当”于是李纯开始以太子身份监国。虽然李淳早期在政治大漩涡中命运并不明朗,却在同一年里的几个月发生重大转机。以至于这个年轻人在接见百官拜贺时竟然泣不成声,在强大的命运安排,这个年轻人的激动绝对发自内心的感慨。放眼此前的一百多年里,大唐的所有宫室弟子和太子们,没有几个接班如他一般的顺遂,要么刀光剑影,兄弟相残;要么父子相争,最后扭曲了人伦纲常。只有他,遇到了一个背靠如山的父亲唐顺宗。而此后的一个月,这个年轻人全部继承了其父的衣钵传承,唐顺宗再度向全国宣布重大决定:“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制敕称诰。”李淳从四月被册封太子,七月监国,再到八月受禅登基,命运顺畅的大船乘风破浪,直达人生的最高峰。
登基后,他将名字的淳改为纯,以此表达他要澄清天下之意。与此同时他对自己规划了奋斗目标“嗣贞观之功,弘开元之理”,进一步“举贞观、开元之政”,意思是就是要追逐大唐盛世的复兴,要与李世民和李隆基这样的先人并驾齐驱。对此,他对翰林学士李绛进一步阐释说:“朕不佞,欲庶几二祖之道德风烈,无愧谥号,不为宗庙羞,何行而至此乎?”
在他看来,大唐已经出现严重问题,甚至道德和文化都已经出现病症,而他的登基就是要力挽大唐风气的颓势,而不愧对列祖列宗。李绛回答说:“陛下诚能正身励己,尊道德,远邪佞,进忠直。与大臣言,敬而信,无是小人参焉……。”一语总结出此前的大唐数十位高层人物的最大缺点。希望这位年轻皇帝能够从上到下纠正大唐的不正风气和亲贤臣,远小人的强烈建议。
为了提振经济,公元817年,39岁的宪宗颁布了《禁私贮现钱敕》,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一个强制消费令。消费令规定,凡是京城之内的公务员,不论品级,家里面的存款,最多不能超过5000贯,超过者必须把多余部分拿出来消费。这一政策同时蔓延到做买卖的商人、寺庙乃至普通老百姓。总而言之,只要你腰缠万贯,就至少得取出一半儿来消费。
表面上看,这次强制消费运动把普通百姓也列了进来,实际上却是“名存实亡”。想想看,就算活在开元盛世,又能有几家老百姓有5000贯的存款。显而易见,运动的矛头是直指那些巨商富豪和官僚贵族的,因为他们像存粮食一样囤积了大量的铜钱。据《旧唐书》记载,“时京师里问区肆,所积多方镇钱。王锷、韩弘、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存款排名靠后的竟然都有50万贯以上,正因为他们存钱不消费,导致市面上濒临钱荒的危险,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通货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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