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因此,赵祯成了一个异数——从吕雉到慈禧,中国不乏母后掌权,在她们身边长大的小皇帝,要么敏感怯懦,要么偏激残暴。但赵祯却有了对弱者的同情、对世事的宽仁。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北宋初年改革的走势——高潮短暂,余音很长。
短命的范仲淹新政
公元1033年,宋仁宗亲政。
他太清楚自己接手的烂摊子:老爹当年爱面子、好排场,为了弥补“澶渊之盟”里受伤的自尊心,竟然一口气把“五岳”都封禅了。想当年,唐太宗想封禅一座华山,都因为太贵而作罢。可想而知,宋朝的国库消耗到了何等地步。
宋仁宗的第一把火,就是抓经济。对外平息战争,对内作风俭朴,从而扭转了经济颓势,迎来一个黄金发展时期。至此,他才腾出手来,寻觅合适的改革经纪人。
几经斟酌,在群众中呼声很高的范仲淹,进入视野。1048年,宋仁宗宣布全新的“内阁名单”:调范仲淹回京,任参知政事(即宰相),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一道主持朝政。
范仲淹从政已经28年,改革在他脑子里酝酿已久,十大政策一挥而就——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宋仁宗当场拍板:准奏,全国执行。
但是,仅仅1年零4个月后,范仲淹、富弼和韩琦相继被调出京城,改革突然刹车。是宋仁宗不信任他吗?不。历朝历代,改革者如商鞅车裂、张居正掘坟,比比皆是,可小范毫发无损,“圣眷”不可谓不深。是政敌暗算他了吗?也不尽然。学几笔小范亲信的字体、造一封逼仁宗退位的假信,这样拙劣的政治伎俩,宋仁宗不会看不出。
问题只在于,操之过急。
有一次,范仲淹审查一份官员名单,不称职的都毫不客气一笔勾销。一旁的富弼看了不忍:“小范呀,你笔一勾,可害苦一家人。”
范仲淹严肃地说:“不害一家苦,那就害了一路百姓苦。”
富弼哑然了。不错,官员要严格选拔;可你只看一眼名单,又凭什么认定昏官呢?范仲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言简意赅地找到改革的目标,却找不到复杂精细的实施办法。面对那封假造的退位信,宋仁宗看到了潜在的危机:群臣惶惶,小范孤立,新政还怎么执行?他果断地叫停了。
文人最好的时代
范仲淹离去了,岳阳楼留下他文人的绝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但宋仁宗不会离去,开封城延续着他政治的部署——文彦博,一个有些保守的大贵族,接替了小范的宰相职位。
这一次,宋仁宗选对了改革的经纪人。此后的十多年里,文彦博以沉默而实干的姿态,把宋仁宗的改革意图,不动声色地贯彻了下去。和他一道的,是包拯、杜衍这批能臣。没有口号、没有激辩,小范的十大政策,一条条修改,变得可以操作了。
1050年前后,文彦博觉得,宋仁宗在四川试点多年的纸币“交子”,向全国推广的时机成熟了。陕西长安的官员“立功”心切,说干脆废止铁钱,只用纸币吧。此言一出,老百姓连忙抛售铁钱、抢购货物,长安经济陷于混乱。
紧急关头,文彦博并没有强制推行“交子”,而是拿出了自己家里的丝绸,来到长安:“来来来,今日我卖丝绸,只收铁钱。”一下子就稳定了民心。从那以后,朝廷再推广“交子”,就没有阻力了,因为百姓对主政者有了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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